陈红英

［摘 要］ 意识形态资源是合法性资源的深层次因素，更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核心因子。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确立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信仰。深入分析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建国初期 意识形态资源 开发 启示

意识形态在构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确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信仰。

一、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既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也有落后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上的、价值观念的、文学艺术的多元性倾向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进一步维护与开发了意识形态资源。

（一）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

首先是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人民政府先是在各主要城市禁止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的活动，然后是收回教育主权，对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予以有效的规范和限制。其次是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主要是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在农村广泛的思想动员，沉重打击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教育领域清除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毒素，并结合婚姻制度改革，打击封建宗法思想意识以及解放妇女等。

（二）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的职能首先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等。为了使高、中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系统化、长期化、制度化，各地仿照马列学院和后来的中央党校，逐步建立自己的党校，负责该地各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政治理论的任务。1954年12月，中共中央还确立了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工作。在党外，建国伊始，中央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在1951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央郑重宣布: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根据中央的部署，这一时期的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都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

（三）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

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建设的主体，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951年9月，周恩来主持研究确定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内容、目的、方法，并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对于纠正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成效

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为政治主体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建国后，被喻为“传递真理之火”的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大大推动了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另外，党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学术等领域也得到普及，文艺创作、学校教育、社会风俗等都和以前迥然不同。原本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中国共产党以其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推动了经济发展，巩固了人民政权

意识形态有助于人们的社会观念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从而使各种不同的团体有效地凝聚成和谐统一的整体，为经济的发展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宣传不仅调动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而且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源泉。不仅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的政治目标得到了较好的实现，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七年间，就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辉煌成就，党和人民政府的凝聚力愈来愈强。

（三）构建了社会认同，奠定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共同体的一致认可和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各级理论宣传、文化教育部门运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全国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增强了社会大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的支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革命后的中共政权得到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支持和认同。据统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40%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40%左右；这两部分占80%。［2］到1956年左右，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现政权，使中共的合法性基础达到了最稳固的阶段之一。

三、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局限性

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建国初期巨大绩效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负效应，这些负面影响在以后的历史阶段成倍地释放出来，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失误。

（一）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发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要求“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在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力图严格区分党内和党外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要求，“反对宣传不合乎于实际”和“不准备变为实际的东西”。刘少奇同志也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国情，提出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出发，既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又照顾允许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的现状。但令人遗憾的是，原定的意识形态改造原则并没有在建国初期的意识形态改造与宣传中得到贯彻与坚持。建国初期，党开展的一系列变革旧社会意识形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存在着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出发试图以之取代一切的倾向，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文化现象简单地视为伪科学甚至毒素，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缺乏客观的全面评价。这样，意识形态领域求急、求纯、求同的“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增长，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扩大照搬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也与日俱增，理想化、单一化、公式化现象逐步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出现整一化态势，文化心态渐趋保守和僵化，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受到束缚与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错失了许多本该抓住的发展良机。

（二）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热情

“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3］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基本上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群众的做法，根据党和领袖发出的指示或通知开展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对一些问题缺乏全面的分析。如在对电影《武训传》等文艺作品的批判斗争中，扣上了反动宣传、反动电影的大帽子，将电影上纲到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镇压反革命、反对抗美援朝的高度，文艺作品变成了政治斗争的靶子，平等商讨、各抒己见的文艺批评变成了刀光剑影的政治运动。这种把学术思想批判与政治批判混同起来的做法，不但导致矛盾升级，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致使涉及面过宽，许多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思想批判运动，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及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合适地突出领袖的个人作用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领袖的宣传，为加强领导权威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对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宣传远远超出了其应有的“度”，其结果是“革命的成功和毛泽东作为无可争议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则进一步把他高高置于其同事之上”［4］。毛泽东个人魅力的普遍社会化，一方面导致了群众对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威望和人格魅力偶像化，将之视为真理的化身；另一方面，盲目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过多地信赖以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经验，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逐渐背离了毛泽东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

四、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现实启示

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维护，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资源开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坚持多样性与主导性相统一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使思想领域出现了多样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受到质疑。面对价值与信仰多样化的现代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保持主流与主导的地位，必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不能用斗争、排斥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导与百家争鸣相结合，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其他意识形态的合理成分，只有这样才能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空间，使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从而使人民群众在思想和心理上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二）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能用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建国初期，党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来抓，给社会造成了严重伤害。要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说服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原则。党既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选派理论水平高、政治素养好的干部从事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要密切结合自我教育的方式，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一支精通管理的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充分利用网络可读可感可视的优点，使理论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三）坚持针对性与真实性相统一

意识形态认同是人们心理上的自觉认同与服从，不能依靠外力强制性获得。意识形态要深入人心，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必须符合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才能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要密切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实际，对当前急需进行理论引导或说明的突出问题，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干部群众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增强人们对党与社会主义的认同和信心。

（四）坚持意识形态建设与执政绩效相统一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合理、适度的意识形态策略的运用，可以为统治秩序提供有效的道义诠释。但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认同，最根本最有效的条件是执政的绩效性。建国初期，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复苏，群众对党的认同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它的先进性就会丧失，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会动摇。新时期，要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既不能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忽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建设，也不能只抓经济建设，忽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使中国的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51—10—24（1）.

［2］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3．

［3］吴建国等.当代意识形态风云录［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17.

［4］［美］詹姆斯·R·汤森等著，顾速等译.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0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