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华　段绍镒

［摘 要］ 本文阐述了闽赣苏区后期的斗争过程，分析了苏区丢失的沉痛教训，得出了苏区丢失给后人的启示。

［关键词］ 闽赣苏区 教训 启示

中央苏区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省，闽赣省所辖县区仅次于江西，但最后却成为一块彻底失败的区域。其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本文拟对闽赣苏区失守过程作一探讨和分析，从而总结出经验教训以启示后人。

一、闽赣苏区失守的过程

闽赣苏区前期由闽北、信(江)抚(河)、建(宁)黎(川)泰(宁)苏区组成。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福建省属的宁(化)清(流)归(化)苏区划归闽赣省，因而闽赣苏区先后包括4块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作战，闽赣苏区黎川等区域失守，主力红军撤往建宁、泰宁等地。1934年5月建宁失守，主力红军撤向江西，闽赣北部各县陆续失守。6月，闽赣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撤至彭湃县，8月进入宁化县城。9月底，针对国民党军和反动地主武装向闽赣苏区进攻的形势，闽赣省委号召各级党组织、每个党员和干部要站在战争最前线，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此时，闽赣省党政军领导人调换。省委书记顾作霖调临时中央，所任职务由邵式平代理。不久，中央令邵式平前往瑞金，派赖昌祚任省委书记，杨道明任省苏主席，宋清泉任省军区司令员。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苏区大片区域陆续失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大转移。此后，闽赣省的宁化、清流、归化、彭湃、泉上、将乐、沙县、建宁等县在闽赣省委的领导下转入艰苦的游击斗争。10月17日，中央和军委指示闽赣省委的总任务主要是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斗争。省委和军区于11月26日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认为中央与军委的指示非常正确，是闽赣党的工作转变的一个指南针，必须立即领导全闽赣党和武装部队为实现中央和军委指示而斗争。

10月间，闽赣省军区对所属武装进行整编，将各县独立团、营，军分区和省军区直属武装编为闽赣十二、十六、十七、十八等4个团。整编后的军区武装和各游击队，积极出击进犯苏区之敌与地方反动刀团匪。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清流、宁化一线阻击敌军第五十二师；十二团到建宁方向活动，抗击由建宁、泰宁方向进犯之敌。各地游击队一面在根据地内打击刀团匪，一面积极配合省军区主力部队，从边界侧翼攻击敌军。7至12月，闽赣军区武装先后在宁清归、建泰等区域牵制国民党军4个师的兵力。

但是，由于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人继续奉行“左”倾军事路线，命令部队“备足粮食、坚守城池”，与强敌拼消耗，致使闽赣省武装力量不断遭到损失。11月7日至12月初，归化、清流、宁化县城相继失陷。

1934年12月，闽赣省委从宁化城撤出后，决定将省苏、省工会机关工作人员编为省委工作团，随军行动。1935年1月，中央分局将赖昌祚调走，派钟循仁任省委书记。2月，省委机关和省军区武装分别在彭湃、建宁、归化及广昌、石城、宁化边境与敌周旋、游击。3月底在枫溪一带与敌军遭遇战后转入归化、泰宁、将乐交界的龙西山，在山上与敌军相持半月之久。此时，省军区宋清泉、彭祜、徐汉江等人对中央关于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从组织和斗争方式上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指示置若罔闻，既不留在闽赣苏区地域内坚持斗争，又不向闽西、闽北苏区靠拢，反而带着机关和部队转入敌人力量较强的闽中、闽南地区，流动于顺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在沙溪战斗后，他们带着省机关和部队继续往闽南方面撤退，途中将部队改编为闽赣新编第一团，下辖3个营。至此，闽赣省军区武装还剩下六七百人。

1935年5月上旬，闽赣省机关和军区第一团退至尤溪、永泰、德化、仙游交界的紫山。事已至此，宋清泉、彭祜、徐江汉对革命事业完全丧失了信心，加之国民党仙游民军司令部指派副官前来诱降，于是加快了宋清泉等人叛变投敌的步伐。5月8日，宋、彭、徐谎骗部队，将600余人分两批拉下山去，投向国民党仙游民军司令部。事变中，省苏主席杨道明等少数人突出重围，省委书记钟循仁去向不明。5月11日，在仙游度尾，被宋清泉等人带下山的600余人，包括叛徒宋、彭、徐在内，全部被国民党军第九师缴械收押。闽赣省的历史至此结束。“这个原有一定基础的根据地却遭到失败”。［1］众所周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宋、彭、徐一伙人叛变革命，直接导致了闽赣苏区失守，同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苏区失陷后，反动武装卷土重来，组织“还乡团”、“剿共义勇队”、“清乡队”等，对苏区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叫嚣“茅屋要过火，石头要过斩”，大肆烧杀，疯狂摧残。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人被杀，在闽赣苏区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数以万计，烧毁的民房不计其数，被毁村庄数百个。据不完全统计，黎川县被毁村庄42个，受严重破坏的有68个；归化县共有1870多名红军战士、苏区干部、群众遭屠杀或被迫害致死。闽赣苏区到处呈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的惨象。

二、闽赣苏区失守应吸取的教训

闽赣苏区的完全失守，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自身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路线错误，不该走向没有任何基础的闽南，而应该向群众基础好的闽北或闽西靠拢；二是没有形成好的领导核心。［1］P172-173具体地可以总结出如下教训。

（一）党内不正常的政治斗争带来自身损害

“左”倾中央对苏区政权内部缺乏必要的信任，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2］在对内部敌对力量夸大估计的影响下，苏区各地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闽赣苏区的情况比较严重，从省机关到基层，直至对一般群众，都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省苏裁判部作为执行机关，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沿途格杀群众”。［3］

在“左”倾教条主义不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下，闽赣省成立不久，便在黎川、建宁、闽北大抓所谓“AB团”、“改组派”，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原闽赣省裁判部长钟光来、建宁县委书记彭皋等在肃反中被杀。1934年闽赣省机关退往宁化后，又错杀了不少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包括原闽北分区委书记肖韶、妇女干部李火凤等。最后连省委主要领导人邵式平也被诬告，怀疑是“AB团”，调中央审查，后经叶剑英、李克农等人调查，给予了否定。肃反扩大化在闽赣省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恐怖，人人自危，造成干部逃跑事件不断发生，给闽赣省后期斗争带来严重危害。

中共闽赣省委领导闽赣苏区的军民在革命斗争中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工作中也贯彻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在闽赣省开展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5月中旬，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主持召开了中共建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批判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为代表的“罗明路线”，撤销了余泽鸿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随即撤销了建宁中心县委。同年9月，闽赣省委在闽北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闽北分区委被改组，分区委书记肖韶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邹琦被撤职。闽赣省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打击了一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给闽赣省工作带来极大损失。

（二）“左”倾政策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不良影响

闽赣省土地革命进展顺利，但在斗争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闽北分区提出不让一个地主得田，不让富农分子得到一份好田的错误口号。有些地方工作做得不细，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斗争进行不彻底，少数新区还存在着假分田或根本没有分田的现象。这样，在进行扩红支前等其他工作时，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

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查田运动出现偏差，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和扩红运动中，又不断推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群众利益，进一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当时，这些问题绝非个别，苏维埃中央反省：“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4］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大大恶化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5］宁化县群众公开反抗强迫扩红，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6］

（三）违背我党建军原则的惨痛结局

面临强敌的围攻，斗争环境愈来愈恶化，宋清泉、彭祜、徐江汉等人串通一气，排挤和摆脱省委领导，掌握了闽赣省领导机关的实际权力，在闽赣省所存下的队伍中造成了“枪指挥党”的极其错误的严重局面。省军区在宋、徐、彭的把持下，省委指挥不了他们，他们不把省委放在眼里，对省委采取蔑视的态度。而且宋、徐等人对中央的指示也不听从，对长期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毫无思想准备。据时任省苏主席的杨道明回忆：有一次省委书记钟循仁向宋、徐、彭三人说，中央指示我们在主力红军撤离后，要准备打一场时间很长条件更加恶劣的游击战争。他们三人听了很不高兴，徐江汉还骂了一声“什么长期游击战争，鸡巴毛！”［1］P203-204于是，出现了省军区最高层集体带领队伍投敌的严重恶果。闽赣省的历史也因此以特殊的方式而告结束。

（四）任用干部失误铸成大错

对闽赣省军区三个领导人的使用，苏区中央局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匆忙而紧急的情况下作出的安排，尤其对主要领导宋清泉（1934年4月在广昌战役中负重伤，3个多月后到闽赣省军区赴任）的安排，当时是在缺乏干部的非常时期，因宋清泉曾在项英身边工作，做过项英的警卫员，实际工作经验严重不足却从团政委提任省军区司令员。徐江汉原先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此人十分骄横、奸滑,军阀作风严重，然而却从团参谋长提任省军区参谋长。彭祜资历虽老，有一定工作能力，比较会做群众工作，但他长期对红军不满，久有脱离红军之心。据他投敌后向国民党交待：由于苏区“各处严密警戒，故未实现，嗣因负伤，归后方医治，三月余伤愈”，他曾与宋清泉在红一军团共过事，从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调闽赣后，“更感前途茫茫……而两人之怀抱，已各窥心底矣！不过均未便明示耳！”在闽赣与宋清泉一拍即合。［1］P266他们几个人凑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不能不说是任用干部的一大失误。

三、闽赣苏区失守给后人的启示

（一）政策不出错误是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毛泽东曾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作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五大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并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7］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曾经制定贯彻过许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也出台过不少错误的政策，也犯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甚至大错误。闽赣苏区以至其他苏区的失守，都是贯彻“左”倾政策、开展党内不正常的政治斗争以及军事和其他方面贯彻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说明，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和人民之福，反之则是党和人民之祸。

（二）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毛泽东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有得力的干部去贯彻。如果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地贯彻，口是心非地执行，或者使政策扭曲变形，再好的政策发挥不了好的作用，甚至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闽赣省军区领导人宋清泉、徐江汉等，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最后带着“一窝人”离开革命队伍，这是用错人之误！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用人问题显得非常重要。用好一个人可以兴一方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用错一个人可以毁一方事业，祸害一方百姓。没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就无法完成党的任务和使命。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曾强调“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9］

（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命根子”

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8］P535这条根本原则成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从而确保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官兵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保证了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党的历史上曾有人违背或试图违背“党指挥枪”的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一定的影响，闽赣省军区后期领导人1935年导演的丑剧只是其中一例。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命根子”，从本质上决定着我们这支军队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唯此为先、唯此为重。只要铸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军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政治风浪，我军都能坚如磐石，始终坚定一心向党、听党指挥的政治立场，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坚力量。

（四）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素质。一般来说，精神堕落往往从丧失理想信念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无数共产党人，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和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考验，为了信仰，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随时准备献出自己。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受理想信念教育不够，因而经不起考验。类似宋清泉、徐汉江等高级领导干部，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多年，身居要职，尚且动摇信念走向反面，对一般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少党员干部，即便生活、工作在较好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因此，新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丝毫不能放松，在坚定理想信念上要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做到高举旗帜，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永远将其作为精神支柱和立身之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铸牢信仰长城，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江舢，陈大猷.中央苏区闽赣省［M］.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0：182.

［2］张闻天.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N］.红色中华（193），1934－05－25.

［3］闽赣省枪毙反革命首领两只［N］.红色中华（180）,1934－04－26.

［4］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N］.红色中华（173），1934－04－10.

［5］童小鹏.军中日记［M］.1933.

［6］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N］.红色中华（238），1934－09－26.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