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立

摘要：本文研究了影响消费者对保险欺诈态度的因素。文章回顾了国外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保险市场设计了调查问卷。研究结论显示。国外研究结论中主要影响因子，如对保险公司的认知、保险消费因素，环境因素等在本研究中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消费者的道德、收入和对控制欺诈的态度成为主要影响因子。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与国外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保险人提出建议。

关键词：态度欺诈保险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欺诈是保险人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保险欺诈检测手段不成熟，至今仍未有权威数据。美国反保险欺诈联合会(CAIF)估计，2003年美国保险业因为保险欺诈多支出800亿美元。美国保险研究会(IRC)估计，2002年美国保险业因汽车保险人伤案件索赔因消费者的欺诈而多支付43亿—58亿美元。根据《中国保险报》2000年1月4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的各类保险赔偿金额中，至少有20％被保户恶意骗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保险人检测技术和成本的限制，保险欺诈行为将长期存在。

目前对控制保险欺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制设计和信息技术上。机制设计着重于保险合同设计、保险人的审计战略和对服务提供商的管理上。信息技术主要用于嫌疑保险欺诈行为的快速识别。

机制设计通过改变参与和激励约束来影响被保险人进行保险欺诈的概率。机制设计的核心是在不同的冲突上寻找一个权衡，它往往不能减弱或消除冲突本身而在“退而求其次”上实现次优。因此，通过非机制设计手段，改善消费者的态度和认知，提高消费者对保险欺诈是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认识，以及降低被保险人进行保险欺诈的概率对保险人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非机制设计方法可能系统性地减少公众的保险欺诈行为。因此，研究影响消费者对保险欺诈态度的因素，是保险人寻找非机制设计方法控制保险欺诈的重要途径。

二、文献回顾

关于对保险欺诈态度的研究主要属于犯罪学、伦理学和社会经济学范畴，主流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对消费者关于保险欺诈态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消费者对保险欺诈道德性的判断过程和影响消费者对保险欺诈态度形成的因素。

(一)犯罪学相关研究

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个体是否进行欺诈，取决于个体对于成功的欺诈所能带来的效用和实施欺诈的成本加上欺诈被发现后所遭受的处罚之间的比较。通过计算这些成本和收益，如果欺诈成功的概率高，个体通过欺诈能获得正的净效用，那么个体会进行欺诈(Becker，1969；Srinivason，1973)。犯罪学对保险欺诈研究的另外一个分支是研究公众对保险欺诈危害严重性的认知和对公众对保险欺诈行为量刑的态度。

(二)伦理学相关研究

对消费者不诚实行为的定量研究主要使用Vittel等人发展的消费者伦理量表(Consumer Ethics Scale)。Vittel认为对道德的判断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消费者寻求利益的行动是否基本上是被动产生的：2.这种行为是否是非法的：3.如果消费者的行为造成对销售人的损害，那么损害程度如何。

Baker(2000)采用“产业～文化一历史”范式研究了保险人如何对待“诚实的顾客”和“不诚实的顾客”问题。Baker的创新在于分析了机构或系统对消费者不诚信行为的影响。Brinkmann(2006)将保险消费者不道德行为的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并分析了不同民族的道德异质性问题。

(三)对消费者关于保险欺诈态度的研究

1991年美国Insurance Research Council(IRC)做了一项全国范围的关于消费者对保险欺诈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保险欺诈的接受程度相当高：11％的被访者认为“提交未发生的账单来获得赔款”是可接受的。IRC1989年的调研显示，25％—31％的被访者认为夸大保险事故的损失是可接受的，2000年研究显示，这个比例仍处于24％—35％之间。

1997年美国Coalition Against Insurance Fraud(CAIF)开展全国范围的消费者对保险欺诈的态度研究。研究根据“对保险欺诈的容忍程度”、“欺诈的原因”和“对欺诈行为处罚的态度”运用聚群分析，强制四分类。CAW将消费者分为：Moralists(30.7％)、Realists(21.6％)、Con-formists(26-4％)和Critics(21.2％)四类。

Cummins和Tennyson(1996)发现，公众对保险欺诈的接受程度与本州的索赔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olquitt和Hoyt(1997)发现，美国各州保险欺诈的严重程度和州内公众对欺诈索赔的接受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Tennyson开创了对消费者关于保险欺诈态度的形成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其研究的出发点是“态度形成”理论。Tennyson模型的概念是影响个人态度形成的因素、个人对保险人和保险行业的态度和认知。结论显示，以上两个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保险欺诈的态度。Tennyson(1997b)研究了消费者保险消费经验对欺诈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购买更多的保单和有更多的近期索赔经历的消费者较少接受保险欺诈行为。

Dean(2004)研究了影响对保险欺诈行为的道德性(Morality)判断问题。他总结了影响个人决策的三种道德观：泛道德主义(mor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公平理论(iustice theory)。Dean的研究表明，保险人的大部分人口统计因素指标、对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的道德性判断在统计上与对保险欺诈的接受度无显著相关关系。Brinkmann(2006)分别以挪威和德国的大学生样本研究了对保险欺诈的态度，并比较了两国学生态度的差异。

三、问卷设计

国内的保险发展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在参考国外问卷设计的基础上，立足国内保险市场进行了一些适应性调整。

(一)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因素

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因素测量：性别、年龄区间、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是否处于管理性职位。本研究增加了新变量：是否拥有当地户籍和自有房产。

(二)反应变量一对保险欺诈行为的容忍程度

反应变量是消费者对保险欺诈的容忍程度，采用Tennyson(1997b)的量表。要求被访者回答对5种常见保险欺诈行为的接受程度。

(三)个人对待不道德行为的态度

用问题“某人在购物时，更换商品标签以少付费。您对这种行为的态度是?”测量个人对不道德行为的态度以表示个人的道德。

(四)保险消费经历

被访者的保险消费经历分为保险购买经历和保险索赔经历。购买经历用近两年购买的险种种类和保单数量

表示：索赔经历用近两年有无索赔和索赔的险种表示。

(五)增加了消费者对保险的理解。

国外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远远高于国内，消费者一般具有大量的保险交易经历。因此，国外消费者对保险原理和保险机制的认识要高于国内消费者。正确的保险认识和较深的理解。能够减少对欺诈索赔的容忍度。本研究以“对免赔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来测量消费对保险机制的认识和理解，采用9级Likert分级。

(六)对保险人的信任度

国外文献一般采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和保险消费过程的公正性作为一个概念。另外，也有将对代理人的态度作为概念。其理论基础是。根据Gouldner(1960)的互惠交易准则(the general reciprocity norm of exchange)本文放弃以上概念，转而采用Harris和Goode(2004)四层忠诚度模型的信任(Trust)变量，并使用Hess(1995)的关于“信任”的量表，原因如下：第一。因为“公正性”测量的困难。第二，考虑到国内消费者的保险交易经验少，部分消费者没有与保险代理人交流经验。第三，在4层忠诚度模型中，信任是影响忠诚度的核心变量。信任侧重于对保险人整体的感受和判断，对“信任”的测量涵盖了机构、产品和服务等内容。第四，采用信任因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若采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或者满意度因子，相关的问卷题目过多，会严重影响被访者回答问卷的耐心。

(七)其他内容

问卷还涉及消费者对进行保险欺诈和没有保险欺诈行为原因的认识：消费者是否知道其他人有保险欺诈行为；是否愿意揭发欺诈行为以及不揭发的原因等。

四、问卷调查和数据来源

对样本按照以下原则甄别：第一，被访者的年龄在18岁以上。第二，排除以下行业：保险业(含保险中介)从业者、与保险相关的服务业(如汽车修理厂等)。抽样方法采用类型抽样，男女样本比例控制在50:50附近。问卷发放地点为广州市问卷发放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陌生访问，第二种委托朋友和亲友向其同事和朋友发放。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46份，其中有效问卷219份。

五、统计分析和主要结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消费者对保险欺诈行为的接受度。国内消费者(基于广州市，下同)对常见欺诈行为的接受度远高于Ten.nyson的数据，特别是国内消费者对投保时提供虚假信息的接受度是美国1997年数据的7.6倍。见下表。

2.保险消费经验对接受保险欺诈的影响。有购买经历的和有索赔经历的被访者接受保险欺诈的比例均高于没有相关经历的，与Tennyson的结论相反，但是以上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3.对保险人的“信任”对态度的影响。非常有趣的是。消费者无论信任保险公司与否，“接受保险欺诈的态度”几乎是相同的，卡方检验在0.001的检验水平上认为二者是一致的。

4.对保险知识的认识和对处罚欺诈行为的态度对接受保险欺诈行为的影响。不认同免赔的相对于认同免赔的，倾向于接受欺诈行为，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有“S”形曲线关系。

回归采用似然比逐步进入法，最终进入模型的三个自变量是：道德、分段月收入和控制欺诈。预测准确度为：对反对欺诈行为的95.2％，对赞同欺诈行为的37.5％，总体74.0％。

个人道德、控制欺诈的态度与消费者接受欺诈行为在统计上显著负相关，月收入与接受欺诈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他自变量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

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处于较多接受欺诈的环境中消费者接受欺诈行为的概率增大，反之亦然。但无统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