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致说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三个阶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主义、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以及目前向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回归。参照西方的坐标，可以说，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具有某种自然主义的特征。不论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还是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目前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帮助人类社会走出理性主义的危机。

关键词：人文主义传统；理性主义；自然主义

作者简介： 黄万盛（1950—），男，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从事哲学、思想史、文化批评、比较文化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2-0026-04收稿日期：2008-11-22

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都在谈人文关怀的问题。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人文关怀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明年的欧洲论坛计划把“新人文主义”作为新加问题进行讨论，而我给他们的建议是把“新人文主义”中的“新”字去掉，因为人文主义有深厚的根基，不需要什么“新人文主义”。

人文关怀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是由于消费主义、市场经济、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正在逐步地消解人文精神。过去我们是突出人来对抗神，解放人的感性和欲望，现在人的欲望的解放反倒把人消解了，因此，把深刻的人文关怀重新带回我们的社会生活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一、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人文关怀在西方有它自身的谱系。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是朴素的自然主义，通过对自然的了解来了解人本身。但人对自然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验，来自于对简单现象的综合。所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理性主义哲学。柏拉图讲的洞穴比喻把经验世界比做洞穴，把理性比做阳光。此后人文关怀被理性化了，也即从人之外寻找一个权威依托来解释人类社会，这种叙事的合法性依据在于理性。基督教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讲的理性人格化，通过上帝这个概念来完成创世说和对尘世的安排。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近代。

从笛卡儿、休谟等开始，人们才对外在理性对人类历史叙事的合法性进行颠覆。当代哲学家中，海德格尔对技术世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要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the voice of being）。经过漫长的理性主义趋向后，现代的大哲学家在人的向度上正在向前苏格拉底回归。福柯对“观念的暴力”有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运作一定是借助于观念的结构完成的，因此他要梳理观念演变的谱系，真正的暴力是观念构造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早于个人来到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萨特说，当你被扔进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准备好了一切来欢迎你，包括一套观念。这些观念和你的经验没有任何关系，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时，你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观念，它们构筑你的生活、你的人生道路。所以福柯说，真正的暴力是观念架构的，一切权力背后都是观念，他考虑的问题是知识作为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但是，德勒兹认为只研究哲学观念是不够的，不足以解决“观念的暴力”的问题。观念之构成生活世界仅仅靠哲学是远远不够的，希腊还有史诗、悲剧、神话，不了解这些，只处理哲学一条线索，不可能把观念和生活世界的复杂关系建立起来。他的见解是深刻的，一方面是观念结构形成的暴力,另一方面，生活世界又是塑造观念的源泉，应当从比哲学观念更复杂的角度了解人的叙事的合法性的构成和变迁。 从人文的角度看，人有智慧能够面对世界，所以在神话中有雅典娜；人有创造力可以改变世界，所以在神话中有阿波罗；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可能导致人犯错误，因此在神话中有酒神。德勒兹解读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与人的凡俗世界所形成的人文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福柯对德勒兹的研究非常赞赏，他真正看到了德勒兹考虑的问题的深度和复杂性。后来法国学术界在德勒兹的谱系中出了很多大哲学家。最近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的一个法国学者皮埃尔·阿多（Pierre Hardot）写了一本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这部书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向度上重新理解哲学，与理性主义的告别非常彻底。

同样，对于人文关怀来说，核心问题是其背后的价值。另一位学者Pascale Casanova写了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这部书讲述了真正深刻的西方价值怎样通过对但丁、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的翻译传到世界各地，也就是人文关怀的谱系和核心是如何形成的。这部著作刚刚出版就成为经典，它给我们展现了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文化传播的向度。我们讲翻译时都讲“translate”，现在人们直接讲“trans”，“translate”是就文本而言，“trans”是就意义、价值而言所作的跨越性考虑。

以上是西方人文关怀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阶段作为参照来了解中国文化对人文关怀的一些思考。

二、中国的人文关怀

在甲骨文中，可以作“人”字解的约有11个，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王国维提出的，“人”字通“大”，人两手平伸，就像“大”字。这意味着，所有存有当中人最大，人可以思考，人比天更大。“大”通“天”，至大无限就是天，这意味着古人在思考天的存在与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人”、“大”、“天”这三个字在甲骨文中是相通的。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天人合一的考虑，也就是人作为思维主体和天面对、沟通的问题。这是第一类，我认为它包含了早期形上学考虑。第二类是跪着的人和作揖的人，我认为这些是祭祀中的人。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非常复杂，在《礼记》当中关于葬礼、祭礼的记载超过一半以上。祭祀活动是有神圣性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宗教的, 可以说，甲骨文中的人字内含了宗教性。第三类是劳动和实践中的人，有割草的人，有采摘的人, 等等。在甲骨文对人的描述当中，透露了中国古代思想对人的了解的复杂性，人有各种面向，有思维能力的一面，有祭祀和超越的一面，还有实践劳动的一面。在后来的发展中，打通天和人的关系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课题。

这和西方早期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人的论证的合法性最初需要借助从外面移植的力量。前苏格拉底是靠自然，柏拉图靠理性，基督教靠上帝。中国哲学最早走的是天命的路线，就是《中庸》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讲的是人来到世界时，上天就给了他一些品性。孟子讲“四端”，人来到世界上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过去我们认为这是天命论，没有依据，是唯心主义，这主要是受经验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人只是物质的血肉之躯，成了吃喝之外，人的情感、判断能力都是社会性的、后天的。最近脑神经学的研究已经为同情进行了脑神经定位，找到了与同情相关联的神经结构。因此，孟子说的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当然，天命的问题远不只是这些方面，既不是西方的超越的存在，也不仅仅只是生命能力的依据，它是存在的合法性和使命的源头活水。但是怎样通过后天培养让天性具有更大的价值呢？这种培养就是“率性之为道”，也就是在最完美的意义上发展人的天性，这背后的指路明灯就是道。所谓道就是志士仁人长期实践积累的文明精粹，这个精神应该成为统帅个人行为的价值。但这种价值还是外在的，怎样把它变成个人的资源呢？这就是“修道之为教”，也就是学校存在的目的。

儒家传统走的就是这条路。这和早期希腊哲学的Human Nature相似，它的主要特点是避开了西方后来的纯粹理性主义，纯粹理性主义认为对Human Nature的讨论很肤浅。中国不认为Human Nature的问题很高级，但也决不认为它肤浅，而认为它是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发展、提升。

三、理性化与人文关怀面临的现代考验

西方由于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在政治的领域发展出制度化结构——也就是马克思·韦伯讲的理性化社会，在经济领域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在思想认识领域发展出知识和科学，这些都必须以理性主义为前提。从现在人文关怀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理性主义向度，在接受它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它的缺陷。比如，政治的纯粹的制度化以及法治化中，人的情感的空间和人的复杂性如何体现的问题。这种体现是很难的，以至于人们的活动首先考虑的是制度架构问题，制度架构有多大的空间，人就在多大的空间里活动，所以当人在制度架构中找不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非常绝望。美国校园枪杀事件非常多，有人指出在整个校园生活中，对学生的要求除了遵守制度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学校不能提供制度以外的空间。由此可见，深刻的绝望和严密的制度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文化关怀要突破制度拜物教。当然，民主制度也是一样，它规定了你必须做的一些事情，但在规定之外，到底怎样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如果民主给人的只是空洞的自由人格，民主的价值何在？诺齐克研究美国南北战争历史时发现，在战争中南方奴隶是和奴隶主站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北方军队所提供给他们的自由只是流浪街头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选择的权利，诺齐克问道：既然自由是选择的权利，那么人有没有选择做奴隶的权利？

自由是与责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自由脱离了深刻的责任意识就会有很大的破坏力，因此仅仅从理性的角度开发出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的复杂性，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比如，美国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选民的民主权利已经结束了，下次行使权力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现在西方学者对理性主义导致的制度化的民主选择有很深的质疑。阿马蒂亚·森研究印度9世纪到16世纪的历史时，发现了一种西方不具备的机制。每当印度政府遇到什么重大问题时都要张榜告示，让人们进行充分的辩论，政府在这些辩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有点儿像中国古代的早朝制度。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把罗尔斯的public reason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变成public reasoning。public reason还是外在的理性，而public reasoning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真正民主的社会必须把重大决策拿到社会上，让各个阶层、各个集团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再形成国家行为。

弗朗西斯·福山本来认为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认为民主就是检验一切的标准，但最近他有深刻的反省，他说，他完全能够接受治理（governance）才是民主最重要的事情。过去我们讨论的民主是熊彼得的观点，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数人决定论。现在我们在考虑，民主应该更多地和governance联系起来。

美国一直在贯彻选举制度，但是选举制度与公共福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政府一旦产生就把选民抛弃了，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比如，布什政府是选民选举出来的，它可以决定去打伊拉克，尽管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民意要求政府必须从伊拉克撤军，但政府有权力不听这些声音，坚持打下去。如果仅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程序而不解决governance的问题，这样的民主够不够？制度有必要性，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够不够？

因此，现在有一种学术取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政治原则（political principle），更重要的是治理结构（governance system）的问题。极端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决策都经过governance system和public reasoning，它是否举行选举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所有国家行为可以落实到人民公共福祉这个基点上，而这正是民主要求的最终目的。

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遵守法律，并且了解市场的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挣钱，但是对挣钱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人没有任何同情，比如，有人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利用市场汇率发了财，而对他人所受损失毫无同情心，这种人就是所谓的理性人（rational person）。这种所谓的“市场英雄”是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儒家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考虑，假如我们对市场追求所谓自由主义的理性化而不考虑市场的本意是为人民造福，那么这样一个市场的经济学原则我们能不能接受。

因此，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念正在回归。中国古代讲“经世济民”，“经济”是用来整理世道的，“经世”是整理社会的生活环境，“济民”是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活动的成果。现在“经济”变成对单位资本最大利润的追求，经济学只解决最大利润问题。如果利润不与人民的福祉建立必然联系，那么这样一种理性化的经济学和规则与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关系？不仅儒家有这样的观念，英语中的“economy”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eco”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有机的自然。西方早期的经典的经济学也是把人包括在内的，考虑人和自然的有机性，而不是把自然当成人类奴役的对象。如果人类只追求最大效益，就不会对自然的存在有人文关怀，因为那样会和追求最大效益相矛盾和抵触。现在西方经济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根源就在于对最大利益的追求。

理性化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现代知识和科学体系的产生。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入侵人文关怀话语立法的底线。比如说，脑科学已经可以通过修改脑神经的结构使人的生理潜能得到极大的扩展。这就导致了一个伦理学困境：选择优秀人种在道德上是否合理？如果这种选择在道德上是合理的，那么希特勒只是手段错误，他的目的并没有错。人文关怀的根据被科学颠覆了。以前的科学是把在人之外的世界作为对象来研究，但今天的科学是把人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的。科学揭示人自身的秘密，从而发展出“改造人”的技术。比如，在技术上已经可以用两个卵子合成一个受精卵。这样一来，阴阳学说和二进制数学中表达的理念就受到了挑战。还有就是死亡蛋白质的发现，人们已经发现有一组蛋白质的排序，只要它一出现，人的生命就会在一个星期内结束。现在有种技术可以控制这种蛋白质的出现，有人甚至已经发明出一种药物，可以推迟死亡的到来。这样一来，死亡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死亡是可以人为修正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现有的人文思考中，死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终有一死，所以才要考虑生的问题——假如人可以不死，为什么要考虑生的问题呢？所以犹太教有一条教义：把活着的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死亡的存在是意义世界的前提。没有死亡就没有意义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还是所有政治哲学最早的原点，平等的起源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不论高贵还是低贱，人都有一死，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意义上才生发出基督教最核心的原则，也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只是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变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说，平等的理念和死亡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人可以不死，意义的问题、平等的问题以及其他哲学家们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都没有意义了。所以，把人当做科学对象本身，对人的世界的无限的开发给人文关怀后面的话语立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现在，西方哲学的压力很大，中国哲学会相对好些，因为中国哲学很早就把天人合一当做一个基本的理念，它有资源来消解这些问题，减轻问题的严重程度。

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对习俗问题的轻视，基本上不把它当做哲学问题。西方汉学家经常问，为什么孔子这么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而我们中国人对他们的疑问非常意外，因为对儒家来说，日常生活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人只有严肃地面对日常生活才能达到“诚者，天之道, 诚之者, 人之道”的境界。母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孔子和孟子都是母亲教导成人的，习俗通过母教形成深厚的谱系，构成中华民族基本的生活原则。母教的主要资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哲学大道理, 而是日常生活长期积累的习俗传统。但是，类似迦达默尔、哈贝马斯这样的学者对习俗基本是嗤之以鼻，认为习俗没有价值，因为它没有达到理性的高度，所以哈贝马斯要解决社会问题时还是要回到理性的立场，他不知道其实在最日常的凡俗生活中有着最深刻的资源。

目前的人类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科学，每一个领域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怎样重建人文关怀，来面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性沦丧？怎样用人文关怀来创造一个更大参与性的积极民主的社会？怎样重建人文关怀的深厚基础来面对科学成就对人的存在的质疑？这是当前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考虑的问题。

Modern Test on Humanist Consideration

HUANG Wan-she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U.S.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western scholars cast their eyes to humanist tradition, trying to deconstruct consumerism, market economy, hedonism and material impact on society by restoring this tradition. Generally speaking, western humanism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stages: naturalism in pre-Socrates period, rationalism in Platonism and Christianity and the return to pre-Socrates age.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counterpart, Chinese humanism always carries a naturalistic feature. However, no matter the western humanism or the Chinese one, the major issue is how it can help people cope with the rational crisis at present.

Key words: humanistic tradition； rationalism； natu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