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2007年我出版了《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2008年又出版了《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这两本书中所贯穿的基本思路，就是重新还原《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和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

关于新文化运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梁启超等人用通俗话语启蒙大众的“新文体”、“新诗歌”、“新小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开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这些人，当初都是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但是，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充分世界化的文艺复兴与文化普及运动。我自己是比较认同后一种观点的。

一、《新青年》的“复活”经历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改由北京大学的六名教授轮流编辑，从而改变了此前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的小格局，以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全国性同人刊物的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和世人面前。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