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青

摘要：典型人物报道在中国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回溯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它走过了萌芽起始阶段、繁荣鼎盛阶段、畸变扭曲阶段，如今它又步入变革创新阶段，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以延安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对中国媒体(主要指报纸)不同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进行重点解读，通过分析代表性典型人物报道的文本特征，探寻报道文本与媒介生态的相关性，进而透视典型人物报道的演进历程、典型形象的变迁脉络，以及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轨迹。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报道策略；传播技巧；嬗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2-0033-05

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因其强大的新闻舆论引导功能而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从历史沿革来看，我国的典型报道发端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典型示范”，师承前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之后又融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方法及典型工作方法。一言以蔽之，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崛起于社会主义苏联，继承并光大于中国新闻宣传实践。

典型人物报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报刊的典型人物选取中，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一直是一种博弈。典型人物报道因其新闻生产的复杂政治与社会因素而备受争议。典型人物报道的出现和典型观念的生成，都与特定的社会情境有关，不同的典型生态，孕育不同的典型。典型人物报道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其本身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变迁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事实性影像。透过不同时代背景观照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可以获得一种在当下现实更新人物报道理念的力量。而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曲折发展历程，又使得这种反思变得可能和迫切。

一、典型人物报道的缘起与兴盛

自20世纪40年代中国党报媒体真正开启典型报道以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式，典型人物报道便在国内新闻采写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回溯改革开放以前的早期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它走过了“典型引路”的起始阶段、“圣人感召”的鼎盛阶段和“媒体造神”的畸变阶段。

(一)农民英雄“典型引路”，开启党报媒体典型人物报道的先河

典型人物报道，几乎从20世纪40年代一诞生就掀起了第一个报道热潮。

农民吴满有首开党报典型人物报道先河，也是我党自觉运用典型指导工作的第一个范例。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典型引路”的倡导下，普通劳动者首次“走进”中国党报的显著位置——《解放日报》于1942年4月30日头版头条刊登《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报道吴满有响应中央号召多开荒、多打粮的先进事迹。同年9月7日，该报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讨论赵占魁》，盛赞赵占魁是“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1943年起，在大生产运动中，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方针，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同年和随后迅速涌现的重要典型人物还有：刘建章、“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据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报道的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至此，典型人物报道成为中国党报的一大特色和传统。

受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整顿文风的影响，处于起始阶段的典型人物报道，一改以往的报道方式，记者笔法细腻，文风朴实无华，在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中，放低姿态书写农村基层人物。真实可信，是这一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显著特征。

起始阶段的典型人物报道，密切配合党的各项工作，“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_3J。“典型引路”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基调，并成为报纸典型人物报道的一般特征和惯常思维方式。

(二)“道德圣人”感召全社会，推进典型人物报道走向鼎盛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的中国典型人物报道，扎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定土壤，与时代背景相契合，典型报道达到鼎盛，而典型观念也日渐成熟定型。这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堪称“典型之最”——最纯粹的“典型样板”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象征，产生一种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成为民族文化整合的动因。

这一阶段典型人物报道成为衡量报纸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抗美援朝中的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等“保家卫国”典型，工业上的郝建秀、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农业上的李顺达、邢燕子等优秀代表，家喻户晓，人人传颂。“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典型人物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头脑中。雷锋、焦裕禄更标志着典型报道的黄金年代，他们的精神引导和激励了几代人。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合一，人民的价值观与社会总体价值观基本一致。处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中的典型人物报道，所塑造的人物基本上属于“克己”、“无我”、“修身”的道德完善型。报纸把典型人物当作“理想的化身”、“道德的圣人”，借其“推销某种规范或训戒”，而这种规范和训戒又深深刻上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个人在社会冲突中往往克制自身欲望，在政治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个人自主意识淡薄，只能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日子里，一个个典型报道，在人们的心中长驱直入，发挥着“魔弹”般的威力。而这种典型人物报道的鼎盛背后，也造成了这样的弊端：典型人物被“政治化”和“神化”，毫无人情味，典型人物报道也走向了公式化，催生“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极端典型思维，对后来我国的典型人物报道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三)“媒体造神”意向下的形象扭曲——文革期间典型人物报道畸变

“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中，“三突出”和“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报道“登峰造极”。仅统计一家报纸，有关大寨的报道就达到760多篇，200多万字。

“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也吹到了新闻单位。假典型举不胜举，大放高产卫星，介绍无中生有的经验……这一切在群众中影响极坏，人们开始对典型报道反感。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高呼“综合宜少、典型宜多”，典型人物报道成为这伙野心家手中的橡皮泥，被任意捏造成他们心目中的形体。社会的变动致使典型报道摒弃了新闻的一般规律和党性原则，典型报道的威力遭受重创。

公式化、极端化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走向畸变。典型被无限夸大，人物严重脱离社会实际，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情常理、六根净除的圣子圣徒，即如恩格斯曾经批判的那样：在这些神化的拉斐尔式的肖像中，描绘的全部真实性都消失了。比如“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报道、“大寨红旗”陈永贵的报道等。这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从政治上看，典型人物成为整人的“政治棍子”；从新闻的角度看，典型人物报道以定型化、完美化、极端化为特征，“超凡脱俗”、“高大完美”的典型人物被主观赋予整个阶级的全部精神要素，成为整个社

会绝对遵从、永远遵从的样板。

这一时期的典型观念更是一落千丈，媒体所倡导的价值观与社会发展主流背道而驰，不仅丝毫不能发挥整合社会功能，典型形象的扭曲也从心理上激起受众对典型人物的失信，而承载人物形象的媒体，其受众信任度也跌至历史低谷。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散播了一种最辽阔最经久的错觉。

二、新时期“典型形象”的变迁与突破

新时期以来，国内媒体典型人物报道的变迁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典型报道的拨乱反正、90年代第四媒体崛起下的典型报道理念的创新和2000年之后典型人物形象传播手法的组合式突破。其间，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典型报道消亡论”的学术争鸣和90年代的“式微起伏发展阶段”之后，21世纪的典型人物报道再次勃兴一典型人物报道媒介手法的不断演进，典型人物形象呈现方式的推陈出新，极大地改变了典型人物在新闻纸上的媒介形象，也呈现了一个由相对封闭和落后走向开放民主繁荣的中国社会图景。

(一)“政治典型”的式微和“道德之师”的脱胎：从“唯政治性”向“多元化”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犹如狂飙突进，遍及神州大地。由此中国进入空前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新闻界也迎来了它的激变期、活跃期和繁荣期。与传播环境的更新同步进行的是中国典型人物报道的渐趋理性化——从两极化的典型报道到全方位的透视，“政治典型”的意味逐渐淡化。

社会的多元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和包容。大众传播媒介在进行典型人物报道时，逐渐打破选题的“楚河汉界”——主题多元化给典型报道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随之典型报道中人物的选择也由“两极”向“中间地带”转移，媒体典型人物报道开始注入更多的实用主义色彩，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挖掘新型典型人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典型报道《罗健夫——一心奉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等相继刊发，罗健夫和蒋筑英等优秀知识分子成为人们称颂和学习的榜样，充分体现了拨乱反正的思想成果，表明典型报道已逐渐走上正轨。毋庸讳言，此类典型报道中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概念化倾向。随后，步鑫生、鲁冠球、马胜利、关广梅等相继作为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被媒体重点挖掘报道，则意味着企业家、改革者开始在典型报道中占据一席之地。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和改革的逐渐深入，典型报道的对象，已从只容没有争议的、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者(领导者或劳动者)，逐渐发展到兼容有争议的企业家和改革者；典型人物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而是和老百姓同样拥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媒体推出的第一个重大典型人物，张海迪最初也是以传统道德榜样形象出现在媒体上的。“战胜病痛、自学成才、奉献社会的自强不息的生活强者”一直是张海迪在媒介中的形象写照，作为传统道德模范的形象特征总体上变化不大。但在这种人物的“团体价值”之外，媒体对张海迪的个性化感受和追求有了更为全面真实的刻画。比如1983年《中国青年报》的《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一文，没有一味地报道张海迪精神世界中的光明面，而是在展示她性格中坚强过人一面的同时，也展示了她曾经有过的软弱、消极、迷茫和痛苦，首次披露张海迪“曾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的行为背景和心理细节，这被誉为中国典型人物报道的第一次突破和创新。张海迪的“形象之变”折射出媒体表达人物的手法更新。从文本的意义上说，多侧面的刻画不仅无损典型人物的形象，反而使典型人物变得更为真实丰满、富有感染力，更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自张海迪典型报道之后，媒体开始注重全方位书写典型人物，典型报道试图通过对个性形象和真情实感的描述，卸掉说教的面具，脱去威严的外衣，把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寓于贴心、平和、诚挚、温情的叙述之中，达到“人文关怀”与道德教化的统一。

(二)从“神”到“人”的叙述转变：以“老百姓”的概念取代“人民”

在典型人物报道最为密集、产生全国性重大典型数量最多的20世纪90年代，典型人物报道透露出异常丰富的媒介信息。“观念创新”是这个时期典型人物报道最突出的特征，以“老百姓”概念取代“人民”概念是“观念创新”的标志。“共产党”、“党”、“社会主义”之类带有鲜明的党、政色彩的词在典型报道中的“出镜率”已大大降低，“以‘老百姓来替代‘人民和‘大众……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各不相同的个体，又与作为流行文化标志的‘大众划开了界限，其内涵具有植根于‘民为贵的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外延则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度”。

在电视领域，一些“讲述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节目备受欢迎。“老百姓爱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背后则隐藏着发行量、收视(听)率的提高和广告收入的增加，从而在大众文化话语系统的媒介市场中为典型人物报道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媒介传播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观念创新续写着典型人物报道的辉煌。如徐虎、李素丽，为“咱老百姓”服务的人自然是好人；如孔繁森、范匡夫，为“咱老百姓”办事的“清官”自然是“好官”；如徐洪刚、李向群，在危急关头为“咱老百姓”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自然是“咱老百姓”的好儿子，等等。这些深入人心的典型报道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咱老百姓放在心上”，自然会受到“咱老百姓”的欢迎，所以其传播效果要优于以抽象的“人民”概念来进行宣传的传统模式。

20世纪90年代，晚报、都市报的异军突起和第四媒体互联网的迅速崛起，打破了昔日党报媒体一支独秀的状况，它们在办报理念和报道手法上的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典型人物报道带来了新鲜气息。典型报道的作者分明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受众意识明显增强，开始对典型报道进行自觉的探索。

这一时期典型人物报道在“上”与“下”的张力间游走，策略性、技艺化特征较从前已越来越明显了。比如组合报道的运用，《南方日报》1995年4月对爱国拥军好母亲姚慈贤的报道，先后运用系列故事、连环画(整版)、自述式文章、通讯、评论和图片等形式进行多侧面的报道，开风气之先；在注重读者审美情感的引发方面也有尝试，《羊城晚报》将典型人物韩素云的精神品质放置在社会群体的大背景中重新解读，选准了一个与读者心理相契合的报道视角——普通人的命运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开辟典型人物报道专栏“普通人：两个和千百个”，拉近了典型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叙述方式上，《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写给张永平烈士母亲的一封信》一文，记者借用了第一人称手法和书信格式来展现这一感人至深的典型，文本巧妙的结构安排使典型人物的情感力量得到强化，人性化的表述形式也给受众以极大的心理

震撼。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策略的更新带来了人物叙述角度的转变，媒体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对“道德圣人”的惯性刻画，将典型人物还原为具有丰富个性化特征的“自然人”。

(三)回归新闻规律和受众接受规律：新世纪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与突破

进入21世纪，中国迈入全面推进改革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时期。伴随社会的重大变迁、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新闻界对重大典型人物报道进行了从传播策略到报道手法的一系列创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组合报道，多种新闻形式集合呈现，人物信息在多个层面互动流通，典型人物报道的平民化策略的实施等，都是当前全新媒体环境下典型人物报道媒介手法的显著特征。

自2000年兴起的“人物榜单”，是典型人物形象呈现方式的显著突破。从传播效果来看，CCTV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等“人物榜单”，比传统典型人物报道的关注度要高，社会渗透性更强。媒体“人物榜单”在推出过程中，广泛的读者网上投票参与、阵容庞大的专家评定组、候选人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等新型的形象表达方式和渠道，给典型人物注入了公众集体认同的元素。媒体“人物榜单”通过一种更能引发受众注意力的新型传播样式，呈现出人物在当下时代的典型意义，使得典型人物的现代形象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核元素：由较早时期的“功效意识”、“个性化和自主性”等，向“感召力、人格魅力”，“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等过渡。这种新型的典型人物报道样式，重视人物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某一类影响力内又包含着特征丰富的社会个体，大大拓展了典型人物多元化形象的概念。

在典型人物逐渐多元化的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新闻生产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完全由媒体和政治合力主导的政治话语时代，已经逐渐过渡到具有广泛社会心理认同的典型人物报道的公众话语时代，受众自主议程成为媒体不能忽视的环节。如果说“人物榜单”之类的新报道形态的出现是对传统典型人物报道呈现手法的补充，而平民化报道策略的实施，则是对传统正面报道议程方式和内容表达的革新。

对社会普通人命运的关注，通过多层次的新闻典型去反映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提升人物报道主题的新闻价值，是新世纪媒体典型人物形象传播的重要内容。例如，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许振超(青岛港的吊车司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巾帼英雄任长霞(河南省登封市原公安局长)，“马班邮路上的忠诚信使”——王顺友(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知识分子和教师的楷模孟二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带妹上学十二载自强自立的洪战辉(湖南省怀化学院大学生)，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方永刚(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在特别浮躁的社会中，这些典型形象树立道德标尺、引导道德价值回归，同时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这正是典型人物报道平民化策略的终极追求。

许振超、任长霞、马顺友、孟二冬、方永刚等新世纪重大典型人物报道在多个方面获得了突破，人物的表达注入了对新闻规律和受众接受规律的深入思考，以受众为本位，平民化、客观化、人性化成为典型人物报道的价值标准和普遍追求。在这些典型人物报道中，记者以平等视角观照典型，发掘普通人物的不平凡精神；由诠释作者理念转向展示人物本身，通过实录性报道真实还原人物生态，包括他们的个性、爱好甚至弱点；以真情拥抱典型，努力从人性化的角度捕捉、提炼典型细节，还原典型的本性，表现普通人的成长经历和内心世界；构建立体多维的叙事空间，追求文学性与新闻性的高度融合，文学手法的运用为新闻事实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内容，更凸显了事实和细节的张力，给人以真实而艺术的震撼。

组合报道和互动传播达到空前的立体化注意效果。从任长霞典型报道开始，中宣部首次在组织中央新闻采访团时吸纳了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六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民反响热烈，形成了网上新的舆论热点。在对“马班邮路上的忠诚信使”——王顺友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媒体从多视角展示了“深山信使”的感人形象。在许振超、孟二冬、方永刚等报道中推出的网络典型人物专题报道、网上人物访谈、网友与报道人物互动等报道新样式，令人耳目一新，使典型形象在多种传播渠道中实现有效传播。

实践证明：更新报道理念、创新报道形式、改进传播技巧，是典型人物报道永葆生机的必然要求；遵循受众接受规律，在典型对象的选择上更平民和祛魅化，是拓展典型人物报道的惟一出路；典型人物报道对新闻性的追求，应是媒体人的永恒主题。

[责任编辑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