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王玫

【摘 要】清代中期之后，地方戏曲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以昆弋为代表的主流戏曲逐渐被以京剧、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所取代。戏曲剧种的更迭，本质上是戏曲声腔的此消彼长。清代戏曲声腔演变大致为：“昆腔、高腔-皮黄腔-梆子腔-皮黄腔、梆子腔”，对于今天戏曲发展有着历史的借鉴和观照。

【关键词】戏曲；声腔；嬗变；传播

中图分类号：J6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40-01

一、戏曲的“变与不变”

声腔嬗变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声腔嬗变的表象特征是此消彼长，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促进剧种的新陈代谢。如果将近代戏曲与古代戏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1840年到1949年，我国戏曲的发展远远超过之前数百年，无论是剧种的数量还是声腔系统，抑或剧目、表演程式等等。

清代中后期以来的声腔嬗变，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文化，这种文化与昆弋的官方戏曲文化相对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方戏是农耕文明政治道德的一个载体和表征，更是一种农民意识上的政治文化表达，这也是其不同于昆腔的较大的区别之处。

把握住变与不变，对于研究戏曲传播、声腔流变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我们研究今日和往日之戏曲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皮黄腔对于昆腔的超越

明清两代以“传奇”为代表，继承发扬了宋元以来的诸宫调、南戏、杂剧传统，而在形式上更接近南戏。明初，传奇并不发达，明中期之后，社会经济实力增强，国力强盛，戏曲呈现出蓬勃之势，传奇一跃而上。四大声腔（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均有一定数量的传奇剧目。传奇自梁辰鱼的《浣纱记》成功以昆腔上演之后，文人创作热情被大大激发。之后出现了《桃花扇》等经典传奇剧目。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只有昆腔、弋阳腔还在演出，被誉为古音。

花雅之争之后迎来了戏曲声腔大融合、大裂变的时期，也是这个时期，给皮黄腔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更提供了取代昆腔的机会。《扬州画舫录》[1]载：“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日三庆”，这为日后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皮黄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兴起，以昆腔为代表的主流戏曲逐渐衰落。背后实质是声腔的转变，从“昆腔-皮黄腔”的转变，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变，是民间文化对于宫廷官方文化的胜利，更是审美的转变。

声腔的变化来自于音乐构造的变化，本质是唱法的革新与戏曲的通俗化。在音乐构成方式上与曲牌体完全不同，戏曲音乐结构的不同，注定了唱词结构的不同。梆子腔的唱词多采用七字句、十字句，上下对称，诗赞体韵文格式。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吕公溥的十字调梆子腔剧本《弥勒笑》的《序言》提到“关内外优伶所唱梆子腔，歌者易谱，听者易解”[2]可见，在清代，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梆子腔剧本的浅显易懂。

三、皮黄腔主流地位的取得

昆弋的没落，有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当有更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皮黄腔出现时，表现文人雅士生活的曲词高雅的昆弋自然失去市场。

戏曲的传播有多种途径，在以自生自灭为主导的时代，商路是极为重要的传播途径。而商路在明清两代却有赖于水路，秦商到四川贩卖食盐，山陕商人沿汉水流域到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做生意，全国各地目前仍有上百座山陕会馆即是证据。商路的发达，带来了戏曲的传播和流动。

曾永义在《论说戏曲雅俗之推移》[3]中指出：中国戏曲史上有“花雅争衡”，或作“花雅之争”，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论时间在百年之上，论结果则使得剧坛盟主，由雄霸元明两代的词曲系曲牌体戏曲剧种，转为诗赞系板腔体戏曲剧种。

齐如山认为：土二黄进京形成京剧，来路有两条，一路由陕西经山西为客商带入，著名京剧须生“老三鼎甲”之首的张二奎，他所唱的“洪武正韵”“京腔大戏”非徽汉所传，而系此路；另一路由陕南先传入四川，又入云贵，再东传湖广，与由陕南顺汉水流域东传湖北的一支会合，进入长江流域，遂传至赣、闽、江、浙，徽班北上，传入京师。[4]

皮黄腔入京直接促成其取得剧坛主流地位，而魏长生的先导作用不可忽视，花雅之争为皮黄腔培养了观众基础，更在交流学习中改良了自身的化妆、服饰、剧目、表演等等，积极向昆腔、高腔学习，在不懈的努力中，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成为二百年来第一大剧种。

参考文献：

[1]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中国曲学大辞典[M].600.

[3]曾永义.论说戏曲雅俗之推移（上）——从明嘉靖至清乾隆[J].戏剧研究，2008，7（2）：1.

[4]齐如山.皮黄之来源及改造[J]，中国戏剧源于西北[J].

作者简介：

王 淼（1986-），男，陕西西安人，成都大学教师，研究方向：戏曲理论、批评，近代戏曲史；

王 玫（1987-），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研究方向：戏曲理论。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15年科学研究计划（人文研究专项）“非遗视阈下的陕西秦腔老艺术家口述史”，项目编号：15JK2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