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常年奔波在外的他们渴望过年时能够平安顺利地回家团聚。本文记录的是，在北京打工的四川省阆中市61岁农民牛文银准备回家过年的经历。可直到1月8日下午，他依然无法踏上回乡的路。

一个徘徊在北京西站的返乡民工

文·图◎本刊记者 许兰武 实习生 翟新颖

“跟踪”记者的老人

2009年1月7日夜，离春节还有18天，寒风料峭。北京西客站内，人潮涌动，人们带着大包行李，准备回家过年。

记者径直来到北京西站二楼走廊东侧的第四候车室，寻找两天前曾“跟踪”过记者的陌生人。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1月5日，随着春运的来临，北京西站内聚集了一群背着大大的摄像包、手拿长长的照相机的各媒体记者。从和谐号候车室到第一候车室、从第一候车室到第九候车室，记者不停地穿梭于乘客中间，拍下春运的瞬间。下午3点左右，记者来到第四候车室，正当记者对着一个场景轻轻按下了快门时，耳边隐约听见了一个声音，其中分明含着几分胆怯：“你是记者吗？”

一个戴着蓝色毛线帽子的老人出现在记者面前。他脸颊清瘦，胡须凌乱，左手提着一个蓝色的旧布兜，右手拎着编织袋，袋里装着棉被。而后，老人嗫嚅着说：“我跟你大半天了——”

他不是流浪汉

候车室内人头攒动，嘈杂喧哗，交流颇有不便，记者便领着老人来到了候车室外，老人把装有一床薄被的编织袋放在地上，用力地甩了几下酸痛的胳膊，然后一屁股坐在编织袋上。

“这里（北京西站）就是我的家，渴了就用杯子接点水喝，饿了有馒头，还有咸菜。”在那个断了系绳的旧布兜里，记者看到最上面的一层放着四五个大馒头和一块看似发了霉的咸菜疙瘩，还有一只像样的不锈钢杯子——这恐怕是他身上还算值钱的东西。

老人不是流浪汉，是一个农民工。

他叫牛文银，今年61岁，原是四川省阆中市垭口乡观牧寺村的农民，几年前和同乡来北京打工，在丰台区新发地做“钢木”工。那时，每天下班之后，牛文银都要默默注视着从新发地经过的381路公交车，常常一直盯到公交车从视野中消失。

因为，乘坐它，然后换乘40路，就可以到达北京西站了。北京西站有发往四川的列车，只要挤上火车，经过31个小时的颠簸后，就能到达成都，然后再坐4个小时的慢车到南充老家。几天前，其他老乡都已坐火车回家过年去了。

对于牛文银来说，火车站外刺骨的寒风、昂贵的住宿费都是那般的可怕，而他又没有免费的住处，北京西站是他眼里最合适不过的落脚点。牛文银上衣兜里始终装着一张旧火车票——从北京西站发往成都的K1363次列车票，那是用来应付查票的。因为火车站工作人员随时会来检查是否有闲杂人员或不安定分子在站内久留。

每当牛文银被问到时，他都会熟练地拿出票，从工作人员眼前一晃，就这样逃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但是住在候车室里，室内的温暖依然消除不了他内心的焦虑。

家是精神的寓所，过年更是团圆的时候，牛文银的心里一直在默默呼喊着“回家”。每天晚上7点多，牛文银几乎都在第四候车室，看着电子屏幕上显示的红色字幕——“K1363次开往成都”，他心里萌生一阵激动，这时他更想家了。虽然1363次列车上总是很拥挤，特别是到了年关，车上连挪动的空儿也难找。长途的拥挤、疲惫对常人来说都受不了，更不用说是年过60的牛文银了。

一到晚上8：50左右，候车的人流开始涌向检票口，牛文银眼中就盛满了羡慕和渴望，他恨不得冲进去，扒上火车马上回家，“我牵挂家，牵挂老婆，我很想早点回去给她做屠苏酒喝。”牛文银亲眼送走了成千上万的人回家过年，这也使他想起了四川老家的屠苏酒（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后来唐代名医孙思邈每年腊月总要送给众乡亲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后来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一个风俗）。

然而，现实不允许他这样。

飞来横祸

看着老乡们带着一年的辛苦钱回家过年，牛文银似乎看到了他们同家人团圆的幸福时刻，这更令他忐忑不安起来。他有一年多没有做“钢木”工了，一分钱没赚到，而且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四川之间，花费了他太多的精力和巨大的财力。

这些都源于一年前的那场意外。

那是一天下午，丰台区新发地的工地上，牛文银像往常一样，搬运和安装钢木，突然一根钢木直接砸向了他的头部，幸亏反应及时，他躲过了头部，但钢木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右臂上，无力摆脱的他又被随后而来的几根钢木砸中了右胸，两处受伤的牛文银被送到北京丰台医院，一共住院12天，后经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

因伤残，牛文银曾于2008年9月24日向石景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对裁决不服，就把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08年12月11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定，扣除已支付给牛文银的8000元，余款4.08992万元由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牛文银。

另外，在石景山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还明确地写明：原告牛文银，住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

为了再次采访牛文银，1月7日晚，记者通过北京西站的广播室寻找他，结果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钟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但是，他拿出伤残证和民事判决书原件的动作深深地印在记者的脑海里：旧布兜里盛着他所有的希望，压在馒头下面的是红皮伤残证和长达6页的民事判决书原件，牛文银一件件地拿给记者翻阅，包括他本人的身份证。

据牛文银讲，1月6日是他去石景山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日子，他希望能顺利地拿到补偿，离开这里，坐上1363次列车回家过年。

“我们都在等他过年”

7日晚上8点，北京室外温度零下4度。记者多次拨通牛文银的手机，但他始终没有接听。无奈之下，记者拨通了牛文银留下的四川老家的电话。这次电话总算通了。

“爷爷已经去过北京好多次了，不用担心。”牛文银的孙女在电话里说。在过去的一年中，牛文银为了讨回伤残赔偿费，来北京有七八次之多，光路费就花了五六千元。

晚上10点半，记者的手机响了。

“喂，你好，我是牛文银的儿子，我爸爸不会用手机，不知道怎么接听。要不让他给你打过去吧？记者同志，辛苦您了！”牛文银的儿子从四川南充打来电话。

“你见到我爸爸了？他还好吗？”牛文银的儿子话语中充满着牵挂，并说他爸爸在北京新发地打工的时候，从不用手机的。后来因为远离四川，联系不方便，女儿便给牛文银买了一部老式手机。

牛文银儿子说最后一句话时有些哽咽：“如果你见到我爸爸，请你转告他，无论如何，要早点回家，我们都在等他过年。”

1月8日一大早，记者接到了牛文银老人打来的电话，他说强制执行的事情要等到1月14日就是腊月十九才能有结果，他想等着。记者转达了他儿子的话，这位有点倔强的老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其实我很想回家，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