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祥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中学，江苏 常州 213003)

一、“常州吟诵”的第一次采录

出于个人兴趣及研究课题之需，笔者在钱璱之先生的指导下，于1987年筹划常州古典诗词文吟诵音乐的采录工作。1991～2001年间在市区内进行了采访与实录，先后采得16位吟者的300多分钟录音资料。经选择、记谱及初步研究，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出版了《吟诵音乐》一书。该书主体部分为“吟论”、“吟谱”与“附录”三大部分：“吟论”部分包含12篇论文；“吟谱”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包含11位吟者所吟43例，按文学体裁分为诗(20例)、词(18例)、文(5例)三个块面，采用简谱、五线谱和平仄声符号四行并置形式；“附录”部分为赵元任《常州吟诗的乐调17例》。随书附有CD光盘一张，总长74分钟，内容及顺序与“吟谱”、“附录”部分一致。

该书出版前后，在国内及台湾地区多家刊物发表相关论文计16篇次(见表1)：

表1 发表的相关论文统计表

续表1 发表的相关论文统计表

以上成果的发表，在国内外音乐界、文学界、语言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003年6月，赵元任先生次女赵新那教授转来美国明州大学刘君若教授所录赵元任、程曦的吟诵音响资料(CD)。该资料录于1971年，原件存于美国明州大学图书馆，当前在国内当为唯一的复制品，其中赵先生吟文为素未闻见之新材料。为更好地保存和传播该项资料，已为之记写了乐谱与语音，结集为《赵元任 程曦吟诵遗音录》一书(附原声CD)，获刘君若、赵新那两教授授权，并蒙常州市政府下拨专款，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常州吟诵”的第二次采录

2006年5月，笔者加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同年7～8月，在“常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的领导与支持下，“常州吟诵”先后被批准为市、省级“非遗”项目。为进一步抢救当前尚存活的常州吟诵资料，更好地保护、研究、传承此项传统文化和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在完成省级“非遗”项目申报后，紧接着展开了第二次常州吟诵音乐采录工作，采录对象重点为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常州吟诵传人。

据原有的联系，常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简称“市民保中心”，现改称“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6年11月派员专程赴北京拜访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及著名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屠岸先生，采录了他们的吟诵音像资料①，揭开第二次采录的序幕。2007年初，以寄发公函的方式，对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各地，能用常州话吟诵的常州籍知名人士进行普查，共寄发了146封公函(见表2)：

表2 第二次采录公函普查情况

这次普查所得结果：回信14人，回电话2人，退信12封。其中能吟者7人，估计能吟者1人。在此基础上，经互相荐介，通过长途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书信等多种方式，前后共联系了30余人。

第二次采录自2006年11月至2009年6月，历时近3年，动用人员约40人次，耗资约5万元人民币，两上北京、三赴上海，同时在本地共拜访了18人，获得13人的有效音像资料(见表3)。在此期间，还先后为第一次采录过、仅有录音资料的吟者丁彦士、钱璱之、恽正平、羊淇、羊汉等增补了部分录像。

截至2009年6月，对已了解、可采录的常州吟诵传人采录工作基本结束。据目前所知，除个别因各自的原因尚未接受采录者和难免的疏漏外，对于生活在各地的常州吟诵传人，已完成了全面采录工作。其中80岁以下的传人，所吟内容都较有限，传统的常州吟诵采集、抢救工作已经见底。

第二次采录的成果，拟与此前的所有资料(含上述两书)进行整体选择整理，以《常州吟诵集萃》一书的方式相对全面、完整地展现“常州吟诵”传承至今的风貌。两次采录所获音像资料数量可观、质量上乘、极为可贵的地方传统文化原始资料，为全国各地所罕有，或许是独一无二的。

表3 第二次采录的有效音像资料

三、两次采录工作的比较

18年前的第一次采录属个人行为，限于资金、时间等多方面条件，采录对象局限于城区范围，设备限于录音机，仅能取得音响资料；第二次采录则是政府行为，具有一定的资金、时间、人员和技术设备保障，采录对象重点为生活在外地的常州人，兼及本地新发现的吟诵传人，使用专业摄像机，所获为音像资料。

由个人行为转为政府行为，固然优势多多，已如上述，但也同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由于市“非遗”项目甚多，工作集中在少数人员身上，他们既非三头六臂，亦无分身之术，数个项目错杂进行，势必难以单独照应各个项目。有关领导也是多头兼管，在同一时间里，只能先顾此暂放彼，待到调转头来顾彼时，一段时间已过去。因此，就“常州吟诵”这一个单项来说，断断续续，不能连续进行、一气呵成，本可一年做完的事，不得不花两年或更长的时日方能完成，进度显然不及一人单线独进快捷。这样操作，对于抢救性“非遗”项目颇为不利。为此建议：一位“中心”人员只能具体负责一二个项目，其余项目另行物色适当的人员，放手让他们单独、连续地进行具体操作。领导与“中心”人员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指导、督促、检查，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提供帮助和支持，以利于“非遗”整体工作在更短时期里取得更大的成效。

常州吟诵音乐的两次采录，前后相隔14年之久。《吟诵音乐》一书中的11位吟者已有4位先后谢世，2位健康状况极差，当前尚可吟诵者已不足其半。第二次采录的吟者，年龄都在80岁以上，14年前大都仅60余岁，如果当年就对他们进行采录，效果必然好得多，人数也会多得多(那时，艺术大师刘海粟、谢稚柳等擅吟者尚健在)，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第二次采录所获仍较丰厚，仍有相当数量的吟者吟得很不错。这说明上世纪初早已被称为“绝学”的吟诵艺术，到21世纪初的今天，仍在常州存活着。底蕴深厚的常州传统文化，是其赖以存活的沃土。如果没有今天的“非遗”保护，没有前后两次的采录，一二十年之后，常州吟诵势必难逃绝灭命运，更谈不上传承，第一次采录的结果也只能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这正反映了“非遗”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急迫性。

无论是对于个人研究课题还是国家“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而言，最大限度地获取现实存活着的第一手资料，总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可靠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把吟诵采录工作比作挖矿，那就是必须一层又一层地不断深挖，一直挖到完全是沙泥方罢，唯有如此，才能最充分地发掘和利用这份资源。常州吟诵的二次采录结果证明：第一次所挖确实是富矿层，含矿量较高，接受采录的16人中，就有11人的资料可用；第二次所挖还不是贫矿层，含矿量也不低，接受采访的18人次中，也有13人的资料可用。2009年新发现的4位吟诵传人，最年轻者出生于1941年，他们所吟内容甚少，多数只会吟一种格律的“调儿”，一篇文章中的几句，所幸都是接受过家教或师授，确实源于传统，而非自创。到此，“常州吟诵”似乎是已经挖到树根的“根须”，如果再往下挖，便完全是泥沙了。“常州吟诵”的采录工作能做到如今这般地步，仅以个人行为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常州市文广新局、社文处、非遗保护中心各级领导给予的支持及相关人员所付出的劳动，功不可没。

四、进一步认识“常州吟诵”

第二次采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使我们对“常州吟诵”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意外之一，去上海采录的收获胜于去北京。原以为北京的采录对象社会地位较高、知名度较大，采录的收获必然较大，上海则次之，可是实际上却是去上海的收获胜于去北京。

原来，当前生活在北京的常州籍人士，多为清末考中科举进京为官者的后裔，他们本人，甚至上一代、两代就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虽知道和承认祖籍是常州，对常州怀有特殊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到过常州，更不会说常州话。再者，有些在京的常州籍名士，所从事的工作虽与文化有关，却更多地与政治、行政相关，与古典诗词及其吟诵的关系较远。在上海的常州籍人士，多数出生于常州，在常州接受基础教育后去上海发展。据不完全了解，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名校中文系的教授，常州籍人各有3～6位，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界也有不少常州籍人。他们的工作、事业，与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与古典诗词及其吟诵的关系较为亲近。

另一方面是语言环境的不同：在北京的常州籍人士，生活在北方语言环境中，日常工作、社会交往，都使用北方话。数代在京者，在家里也说北方话，有的虽然说得不地道，夹带着南方口音，但对于常州话，有的是能听不能讲，有的则听也听不懂，赵元任先生的堂妹赵元珠女士就是这样的典例。在以往交通条件下，他们很少回乡，即使在常州有亲友，也较少直接交往，数代在京者，如今在常州已没有熟识的至亲好友了，因而很少有机会接触常州话。北京市八中有位常州籍的高中语文教师，36岁方离开常州，按理应仍能讲常州话，可是一首诗读来读去，始终只是北方读音，让他听了几遍常州读音后，许多字能读成常州音了，但还有一些字仍然读成北方音。在上海的常州籍人士，生活在与常州话同一的吴方言区内，两地相距不远，回乡机会多，家乡亲友去上海的机会更多。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能用常州话吟诵，还会、甚至还只会说纯粹的常州话。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汤志钧先生是典型的例子，或许由于他长年埋头书斋研究经史之学，与上海社会接触交往较少的缘故，至今仍操着一口纯粹的常州话。

因此，虽然去北京的费用远大于去上海，但去上海采录吟诵的收获却比去北京大。

意外之二，在常州本地又发现了几位很不错的吟诵者。原以为通过第一次采录，已把市区范围内的吟者基本上“尽收囊中”了，因而第二次采录，便把目光重点转向外地常州人。幸而，与此同时并没有忽略本地。经过第二次采录后方知，第一次采录的对象还只是本地吟者中的大多数，他们相对集中在较大的文人圈子里，尚有一些较小文人圈子里的和零散的吟诵者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次对他们进行了补录，其中的刘元勋、邹醒国等诸位先生都吟得很好，收获不小。2008年11月底在常州工学院举办的“讴歌改革开放30周年古典诗词文吟诵会”后，又发现了4位常州吟诵传人。

因此，可以说常州吟诵这一传统文化“矿产”的富矿区，首先是常州本地，其次是邻近的上海，较远的北京等地则更次之。“常州吟诵”的根在常州，核心部分在常州，“常州吟诵”之称完全名副其实。

意外之三，吟文既多且好。“诗词重吟、文章重诵”，指诗词与文章的吟诵在音乐形态上的区别：吟诗词较多地运用长音、拖腔，节奏较松驰；吟文章较多用短音，节奏较紧凑。故对于古文的吟诵，传统习惯上多称“读文”，或称“诵文”者。赵元任、陈少松等先生都使用过“吟文”一词。以上称说中的“诵”，非今日之“朗诵”，“读”非如今“读书”那样采用自然语音进行的白读、干读，而是运用乐音进行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吟诵不断地发生着变异。笔者当前所获知的吟文实例，以赵元任先生所吟为早，其特点是接近于“读”，旋律、节奏都比较简单；陈少松先生所吟以及笔者采录到的则稍晚②，他们更接近于“唱”，旋律曲折起伏，节奏多变，颇为美听。这种变异、发展，使“吟文”之称在当今比“读文”或“诵文”更为确切。

以吟者对于音调的把握和处理而论，吟诗最易，吟词次之，吟文最难。诗，尤其是格律诗，篇幅短小、句式整齐、格律规范、内容含量一般不太大，通常只需将有限的数种(通常为八种)“格律吟调”略作变化，便可用来吟同一格律的许多不同诗篇。词则有多种“词调”，多种长短不等的句式和篇幅，比较难用基本相同的音调应对，吟诵音调变化较大，音调的把握和处理难度就比较大。文章的结构无规格，每篇文章的句式、段式、篇幅等都各不相同，且内容含量较大，感情起伏幅度较大，曲折变化较多，这些，使得吟者对于音调的把握和处理更为困难。因而，吟文比吟诗词更显著地体现出吟者在音调把握和处理方面的水平。擅吟者对于任何一首格律诗，即使完全陌生的、新创作的，略看两遍即可吟诵，自己未写成文字的新作，可以口头吟出，因而，我国古典诗歌向有“唱和”、“口占”的传统；古文的吟诵却从未闻有“唱和”、“口占”之说，那是必得逐篇经过传授、反复吟哦、长期揣摩方能吟的。这种情形，也正说明了吟文远比吟诗词难以把握和处理。

有声调的汉语本身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古典诗词，尤其是格律诗，因其押韵和字数、句数都有一定的规则，平仄声字有规律地交替使用等原因，音乐性相当强。古文，尤其是散文，除声调的音乐性之外，因不具备诗词的特点，音乐性较差。以上所云“音乐性”，是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而吟诵的“音乐性”正好相反。诗词，尤其是格律诗作品本身较强的音乐性，为吟诵的音乐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制约了吟诵的自由发挥，故诗词吟诵的音调通常只是在基本框架下的大同小异，听多了便觉其单调，就某一位吟者而言，吟诗的音调比较贫乏。而古文，尤其是散文，正因为作品本身的音乐性较差，使吟诵音调难以套用相对固定的框架，却为其自由发挥、自由处理创设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故同一吟者，每篇文章的吟诵音调往往大不相同，听来相当丰富。总体上来说，吟文的音调相当精彩。某作曲家在听了多篇古文的吟诵后赞叹道：“即使专业作曲家的作品，也不一定有这么好！”论文学体裁，诗词的音乐性较强，文章的音乐性较差；然而论吟诵，从一首作品的音调看来，吟诗词的音乐比较简单，吟文章的音调则比较复杂；从某一位吟者看来，吟诗词的音调相对贫乏，吟文章的音调比较丰富。

相对于诗词而言，文章篇幅较长，内容含量较大，感情变化幅度也大，只有具有较高“国学”学养者，方能深入理解、深切体味，吟起来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更好地表达出所吟作品的思想情感、情绪、意境。

按以上所述各方面论，吟文代表着吟诵艺术的最高水平。常州吟诵第一次采录的资料中，诗词吟诵固然较多，文章吟诵也不少。由于诗词的篇幅短小，记谱工作量和难度也就较小，所以，《吟诵音乐》一书所选诗词较多，文章仅选用了5篇。第二次的采录资料中吟文较多，涉及韵文、散文、启蒙读物等各种文言文，都吟得相当好。这说明常州吟诵水平及文化品位之高，这是在底蕴深厚的地方传统文化独特优势下形成的。

毋庸讳言，多数吟诵者只吟自己最熟悉、最赞赏的少数几篇古文，个别的只吟一二篇。对于《滕王阁序》、《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阿房宫赋》、《过秦论》、前后《赤壁赋》、前后《出师表》等感情充沛、词语精美的名篇佳品，吟者长年反复吟唱、欣赏、品味的文章，便成为自己吟诵的得意之作，其他古文则不常吟或根本没有吟过。

由此，对于常州吟诵在全国各地吟诵中的独特优势，可以进一步表述为：

1.常州吟诵建立在底蕴丰厚的地方传统文化基础上，吟文既多且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2.常州方言的声调体系接近中古语音体系，特别是有入声和一些古音，其吟诵能更好地体现古典诗词文的声韵、节奏之美。

3.近世常州吟诵以赵元任为杰出代表，至今仍拥有以周有光、屠岸以及钱璱之、羊氏兄弟等一批文化知识界著名人士为主体的吟诵群体。

意外之四，一些社会地位、知名度不很高的吟者也吟得很好。我们原本将采录收获的最大希望寄予社会地位、知名度较高的吟诵者。这当然没有错，赵元任先生、屠岸先生等的吟诵确实名不虚传。周有光先生则属特殊情况，我们采录时，他已届百岁以上“特高龄”，尚能吟诗吟文，实属难能可贵。据他自己说，以前有过自行录制的吟诵录音带，后因居所迁移，一时很难找到(此亦珍贵资料，希望该录音带尚存，有朝一日能让世人一饱耳福)。还有个别因种种原因而尚未接受采录的外地名士，都是吟诵高手，我们将以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的热忱“感动上帝”，力争补录。

意外的是，本市刘元勋、邹醒国等我们原先未曾注意到的吟诵者都吟得十分多而好。通过两次采录，我们逐渐明白了，吟诵水平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1)幼年习得吟诵的多少，时间的长短，国学根基的深浅，所师从的长辈或教师吟诵水平高低等是一个方面。(2)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与语言环境)等，对吟诵水平亦有相当大的影响。(3)他们本身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对吟诵的兴趣及音乐天分等，是更重要的方面。感情、兴趣、天分具备的吟者，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常藉吟诵自得其乐，或与家人、亲友分享其乐，“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使他们至今依然能娴熟于心、吟咏自如；情形相反者，则早已把幼年所习的吟诵淡忘、荒废了。

五、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一)吟诵在音乐分类学中的定位

有人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民间音乐采风中，已经在农村中采集到一些“吟诗调”，当前仍有一些地方的农民能吟诗作联，从而认为吟诵音乐并非“文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音乐。殊不知农村里的农民、职业或半职业艺人所吟大都只是几首绝句，而吟词、吟古体诗、吟文，决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他们只是接受了文人吟诵的辐射出现的边缘现象，不是吟诵的主体人群和核心部分，不能据以说明吟诵的本质属性。毋庸置疑，吟诵音乐是“文人音乐”。它在音乐分类学上的定位，当是中国音乐—汉族音乐—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即中国的、汉族的、传统的、民间的、文人的音乐中的一个品种，与古琴音乐(含琴曲与琴歌)、词调音乐同类。

还有人认为，过去接受旧式教育的学童都会吟诵，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行为，并非只有学识丰厚的“文人”才会吟。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定“文人”？按拙见，“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含义相近但不尽相同：过去，秀才以上，至少是水平较高的塾师，方为“文人”，学童则称不上“文人”。犹如当今，本科毕业以上，至少是水平较高的中小学教师，方可称作“知识分子”，中小学生则称不上“知识分子”；二是旧式教育与现代教育受教者的“面”和“量”大不相同：旧式教育属贵族式教育、精英教育，富家子弟方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文人”只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特殊阶层；现代教育则是平民教育，大众教育，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本科生、研究生比比皆是，受教育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为提高，“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殊阶层。当代人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此类问题，不宜完全以如今的教育状况和“知识分子”概念去理解过去的“文人”一词。吟诵音乐无疑属于“文人音乐”范畴。

若进一步以“文化”论之，吟诵属于“小众文化”(或云“精英文化”)。古琴艺术、昆曲，都是“小众文化”，它们与属于“大众文化”的新疆木卡姆、蒙古族长调民歌一起列入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的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同铸就了民族文化的辉煌。

(二)常州吟诵的传承体系

毫无疑问，吟诵具有千年以上的传承史。但若求逐代向上追溯，以明确当前常州吟诵的传承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吟诵本是旧学中一种极为普通和普遍的读书方式，并非一门课程，不少吟者只是由于当时普遍的风气、家庭的熏陶、个人的喜爱等而吟之，并不重视学自何处、何人。因而，我们原本觉得常州吟诵的传承关系零星分散，体系不够清晰。通过两次采录，逐渐得到一些较为清晰的脉胳，初步归纳为三大系统。即：

1.本土阳湖文派“寄园系统”——由钱钧、钱向杲及晚清进士、江南名儒钱振鍠(名山)父子三代创立并执教的民间书院“寄园”(位于常州城东门菱溪)，在上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而来，弟子逾千。当前常州吟诵传人中，以钱振鍠之嫡孙钱璱之先生为代表，羊淇、羊汉、黄嘉生等属之。

2.安徽桐城文派“国专系统”——“国专”③系由国学大师唐文治于1920年在无锡创建并任校长的官办现代书院。唐先生系江苏太仓人，师从安徽桐城吴汝纶(挚甫，1840—1903)，特擅吟文，以“唐调”之称誉满东南，并撰有相关论著。彼时众多常州学子曾受其亲教，对吟诵之道深感兴趣，并习得其调。此一系统以陆汝挺先生为代表，章人英、陈以鸿、刘元勋等先生属之。常州以外，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及其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陈少松教授等人的吟诵，也显然与“唐调”有着渊源关系。

3.综合性的“省中系统”。已有百年校史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及其前身“常州府中学堂”、“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等，向为省内名校，历来拥有一支学识渊博的国文/语文教师，其中吴山秀、施啸岑(恺泽)、何子洲、钱叔平、高敬轩、李葆成、羊牧之、苏洪铨诸先生皆擅吟，吟诵之风颇盛，当年有些在校学生深受影响。周有光、邹醒国、恽正平诸先生虽各自由其他渠道习得吟诵，风格不尽相同，但因同在省常中学习或工作过，有意无意中接受了前辈与同辈的影响，从而形成“省中系统”。

“寄园”、“国专”、“省中”的存续年代既前后相继，也有并存的时期，学员之间多有交错，有些学子先在“寄园”，后去“国专”取得学历，也有的先在“国专”，然后到“寄园”进修，其中许多人后来又到“省中”任教，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少吟者还接受了这三个“系统”以外的影响：如邹醒国先生虽先后接受过“寄园系统”(羊牧之)、“国专系统”(陆汝挺)的影响，但其基础是胡三元先生的吟诵。

此外，家教或师授，是吟诵艺术典型的传承方式。得自家教者以屠岸先生为代表，其吟诵受教于其母屠时女士，并可上溯到著名史学家屠寄；得自师授者以赵元任先生为代表，其吟诵师承于家庭教师陆轲轩先生。徐强先生的吟诵，既秉承家教，又得到正衡中学沈渭初先生的传授，是家教与师授综合的结果。

六、后话

2008年6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Ⅱ—137)。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常州吟诵”，包括保护与传承两大项。两次采录只是基本上完成了“保护”的前期工作，此后还有技术处理及案头工作等十分费时费力的、踏踏实实的艰苦工作，需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具有相当水平的相关专业人才，耗费一两年时间，高质量地完成《常州吟诵集萃》一书的编写出版工作，保护工作方告圆满完成，为其后的传承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至今尚存活于世的“常州吟诵”将以相对完整的资料体系——一、《吟诵音乐》(已出版)；二、《赵元任 程曦吟诵遗音录》(将出版)；三、《“绝学”探微——吟诵文集》(已完稿，待出版)；四、《常州吟诵集萃》呈现于世人面前，为我市乃至国家保存一宗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释：

①屠岸先生的吟诵音响资料(诗词文计101首/篇)已于此前寄至笔者处，此行主要是采录其图像。

②赵元任先生吟文的实例，参见笔者等记录整理的《赵元任 程曦吟诵遗音录》一书(附CD)，商务印书馆，将出版；陈少松先生吟文的实例，参见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笔者采录的吟文实例，可参见笔者编著的《吟诵音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③“国专”初名“国学专修馆”，后改称“国学专修学校”，抗战时期曾迁于上海等地，抗战胜利后改称“国学专科学校”，毕业生享受本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