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然

队长寅茂吹响他胸前的哨子的时候，我正躺在凹椅上。我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见不得光，一睁开，泪水就不受控制地跑了出来。大人让我用盐水洗脸也没有用。我只好把眼睛闭着。即使这样，强烈的日光依然会刺穿眼皮，让我无端地热泪盈眶。我讨厌这种感觉。就像血化为脓，泪水的热度和我的感情无关。有人说，我的眼睛肯定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奶奶用毛巾把我的眼睛包扎起来。爷爷则扛一把挖锄，在屋子附近东撬西撬，以为我的眼睛被什么压住了。他告诫我，别人在打墙脚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如果被石头压住了，眼睛就会瞎的。这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看别人打墙脚。我知道，为了自己的眼睛，要别人把做好的房子撬动一下或拆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害怕，我希望我的眼睛不要瞎掉。

寅茂说，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大队去开会，谁都要去，一个也不能少。寅茂一边喊一边又吹了几声哨子。大概是用了很大力，哨声反而没那么响，听上去有些沙哑。寅茂的哨子是铁的，威风凛凛地挂在胸前。有一次我们趁他在廊口乘凉睡着了，偷偷吹了一下，竟没有吹动。就是睡觉，寅茂也不肯把哨子解下来。那只哨子，他保管得可好啦，每天都要用水洗，用布角擦。寅茂吹着吹着，就上了瘾，他一吹哨子，大家要出工，他又一吹哨子，大家就收工。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领会哨子的准确意思，他规定了哨子的节奏，比如吹一长声，表示预备。一长接着一短，表示歇息。一长接着一长，表示结束休息。接连三声长声，表示收工。他的这种发明，受到了大队的表扬。他不但在外面吹，在家里也吹。比如吃饭前他要吹一声哨子，睡觉了也要吹一声哨子。如果一天不吹哨子，他就会烦躁不安。有一次，他不小心把哨子掉到井里去了，结果他动用了全村所有的男劳力，把井水弄干，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找到它。一时间，他竟抱着那只失而复得的哨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让村里人目瞪口呆。此后他就用一根更粗的绳子把哨子挂在颈上。晚上他要把哨子含在嘴里才能睡着。反正有绳子，不用担心它掉到肚子里去。因此我们经常会在半夜被尖厉的哨声惊醒。甚至还有人迷迷瞪瞪拿起门角的农具就往外跑，以为要出工了。下雨天，闲得无聊，寅茂就试着用哨子吹一些歌曲，奇怪，他一吹，大家就知道他吹的是哪一首歌曲。虽然从音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像。

这时，寅茂吹哨子吹到了我家廊口。我听屋前的远庆问他：小孩子也要去吗？我家小妹还在发烧呢。小妹是远庆最小的女儿，跟我一样大，刚刚读二年级。远庆老婆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小妹出生时，他名字也懒得取了，就叫她小妹，没想到，叫着叫着，就把它叫成了名字。几天前，我们刚领到了新书，因为眼睛痛，我只好请假在家。但我是多么喜欢上课啊。我把书打开一遍遍地闻着里面的香味，恨不得变成一只虫子藏在里面。为了把这股味道保留得长久一些，我要大人用硬纸把它们包起来（书一共两本，一本是语文，一本是算术）。这时我爹已经从部队转业，带回了一些画报和电影剧照。我的语文书上是杨子荣，算术书上是李铁梅。

听着外面的动静，我想远庆肯定又是想把小妹留在家里干活，才故意说小妹病了。远庆重男轻女。我们村的人都重男轻女。我真的很庆幸自己不是女孩子。不然，家里的脏衣服要包给我洗，还要到处挖猪菜，到了冬天，手冻得像红萝卜。有时候，远庆为了让小妹多做点儿家务，连学也不让她上，要小妹写一张病假条叫我带去。我很着急，担心寅茂说小妹可以不去，那我爷爷肯定也不会让我去的。我喜欢开会。喜欢在大人们开会的时候，在人缝里穿来插去。每次大队里开会，都像过节一般热闹，大人坐在自己带来的马凳上，操场上黑压压坐了一大片（大队跟我们小学紧挨在一起）。有一次，开完会，所有人还要举着板凳排着长队在全大队的十多个小队走一遍，队伍有好几里路长，最前面的人已经过了两个村子，后面的人拿着板凳还没有动身。那次开会最过瘾了，后来我还多次梦到。如果是批斗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土砖或破鞋，他们中有算命的，打卦的，捉鬼的，还有一个人，孙子受了惊吓，她站在屋顶上招了一次魂，也被抓来了。因为她宣传迷信。遗憾的是，在我们村子里既没有找到地主富农，也没有找到反动派和特务，这让寅茂在外面开会时觉得脸上无光。为此他还从上面请了一个人来，在我们村里蹲点，住了半个月。那个人拿着一柄放大镜，天天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末了还是摇了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所以如果寅茂跟谁吵了架，急了，总是说，你怎么不是反革命啊！这时听远庆这么说，他不做声，只是咳嗽了一声，便走开了。我听出哨声比刚才远。

还好，爷爷正在灶屋干着什么，没听见远庆刚才说的话。他是个手闲不住的人。他喜欢在家里摸来摸去。他的手，有时候像针线，有时候又像锤子，有时候像一只狗，东闻闻西嗅嗅。实在没事做，他就要和奶奶吵架。他很轻易地就把奶奶气哭了。但奶奶的眼泪好像是汽油，往往更让爷爷火冒三丈，爷爷趁机把桌子或凳子砸碎。看着一地的碎片，爷爷的脾气马上好起来了，露出很温柔的表情，从他自己做的墙柜里拿出锯、刨子和凿子。他兴致勃勃充满耐心地把散了架的家具重新装好，只不过它们都比原来少了一些尺寸。时间长了，我家里的桌子便变成了台子，椅子变成了马凳。而爷爷也早已骄傲地集各种手艺于一身了。通过仔细的观察，我发现，他们的吵架是毫无缘由的。好像吵架是大米，没有就活不下去。刚开始我还担惊受怕，后来就无所谓了。他们吵架时，我也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我猜想，现在还站在爷爷旁边的那把椅子，等会儿会变成什么样呢？听到哨子声，爷爷从灶屋出来问有什么事，我忙说，开会了，要开会了！

爷爷说，又要开什么会，一开会就不能做事了，昨天那个地角，我还没有挖好。别看爷爷手那么大，可他做起地里的事来却像绣花一样。为此，别人都不愿跟他合伙，因为他做事太慢了，影响工分。收工后，他总是最晚回家，一路上磨磨蹭蹭的，看到一根红薯藤要捡起来，看到一块狗屎也要捡起来，如果捡到了牛屎，他的脸便笑得像南瓜。七捡八捡的，回到家里来兜里就有一大堆。远庆说，再这么捡下去，你爷爷迟早有一天要被划为地主的。前段时间，上面来通知，说要发地震，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不敢在屋里过夜，都在队里的大稻场上睡觉。我爷爷偏不信，他让我们在屋外睡，他一个人照样在屋里打呼噜。

我怕爷爷又不去开会，便极力怂恿他去。以前，大队里开会，他总是叫我奶奶去。寅茂为此还批评了他。可我爷爷成分那么好，寅茂也没有办法，最多在村里开会时让我爷爷站站桌子角。但我爷爷一到了夜里就要睡觉。他把自己当成了瞌睡虫。他就是站在那里也照睡不误。听说吃食堂的时候，大家都饿得吃树皮和观音土。有天晚上，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兄弟一起到邻村去偷了一头小猪来连夜煮吃了，并且还叫上了我的舅外公。我爷爷没料到我舅外公和道元一样，是积极分子，他坐在那里只看不吃。等我爷爷他们一吃完，他就连夜跑到公社里去告了密。上面来人一查，我爷爷是偷猪的头儿。村里就连夜开会批评我爷爷。那夜他就是站在桌子角上。此后他就把挨批叫做站桌子角。他问我在学校里听不听老师的话，站没站过桌子角。那天晚上，爷爷就是站在桌子角边呼呼大睡的。由于吃了一顿猪肉，他睡得特别香，村里来开会的人都恨不得挨批的是他们自己。

我跟爷爷说，今天肯定要去的，刚才我听寅茂跟远庆说了，不但男人女人要去，连我们小孩子都要去，你想想，如果你不去，我怎么去呢？我的眼睛现在什么也看不见，跟你一起去我才放心，奶奶的脚那么小，根本照顾不了我，她一不小心，我就会摔到地沟里去。看来我的话起了作用。别看爷爷表面上那么严厉，可他的心最软了。每次揍了我之后，又很后悔，晚上等我睡着了，他就轻轻摸我的头。

爷爷放下手里的什么东西，说好吧，我们去看看开什么会。

爷爷几乎是一口气把我背到了会场。村子里的人都出来了，寅茂的哨子还在响。声音越来越沙哑，哨子里大概全是口水。口水多了哨子就吹不响。田野上到处是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有的人还带来了鞋底，边走边拉着麻绳。不用说，那是女人。从我们村到大队里差不多有两里路。远远地，就听到了高音喇叭。里面放着一种很慢的音乐。说真的，我从来没听过那么慢的音乐。好像倒了一桶黑色的柏油，让它在路上慢慢流淌。有一段时间，我们村子里架起了很大的铁锅，先是说炼薄荷，后来又说炼柏油。因此地里不种粮食，只种薄荷。但大火一烧，薄荷全部跑到天上去了，就像一窝小鸟全部飞走了一样。为了炼柏油，寅茂也想了很多法子，起先把池塘里的水抽干，把塘底的烂泥放到大锅里烧，因为看起来，它们跟柏油多么相像啊。结果，村子里整天飘着烂泥的臭气，越炼越不像柏油。寅茂又下令大家去捡石头，凡是黑色的石头都要捡来，如果有煤骨石更好。他当然知道白颜色的东西是炼不出黑色的柏油来的。可那些石头真顽固啊，被架在火上烧了三天三夜，把村后面的树林都砍来烧了，把家家户户的柴草都拿来烧了。看到它们被烧得浑身通红，大家很高兴，心想等它们冷下来就会变黑。寅茂忙下令熄火。等了三天三夜，它们才彻底冷下来。大家惊喜地看到，它们真的变黑了。寅茂急忙向上面报告，说我们村里已经炼出了柏油，可以用它来铺一条康庄大道。但上面来的人用一根木棍朝锅里戳了戳，皱了皱眉，说锅里不是柏油，还是石头。寅茂不相信，他有些气急败坏地登上灶台，也用棍子戳了戳，真的，它们又变回了石头。寅茂几乎要哭了，说，它们骗我！

现在，我却忽然觉得黑色的柏油在慢慢流淌。那种音乐让人想哭。它往人的心里面钻着，粘着。好像很多人排成长队在走很长的路，前头有人抬着棺材，还有锣鼓和唢呐。下了雨，路很滑。以前，我们村里死了人，就是这样的。我几乎是触类旁通，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虽然很久以来，村子里死了人已经不准像以前那样打锣吹喇叭，说那样是封建迷信，甚至哭都不能哭，谁哭谁就是落后分子。可我还是一下子找到了这种音乐和死亡之间的神秘联系。事实上，广播里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用词不同。这种用词我们考过试，就好像我们从娘肚子里来到这个世界只能用“出生”而不能用“诞生”一样，我们的生日也只能用“生日”而不能用“诞辰”，如果搭配错了是要扣分的。那时我总是想，如果叫马克思小时候考这道题，他该怎么回答才算正确呢？大概马克思只能选“出生”和“生日”，可是那个改卷的老师后来肯定要挨批了。

远庆也来了。有人问他女儿怎么啦，他说小妹病了，在发烧。那个人好像是摸了摸小妹的额角，说，这么烫啊，怎么不叫辛芹医生开点儿末药喝喝？远庆说，找不到辛芹医生，听说一大早他就躲起来了。辛芹医生爱听广播，他买了一只收音机，听说有时候晚上要偷听敌台，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才躲起来了。可他能躲到哪里去呢？以前他又不是没躲过，可每次，还是马上被抓到了。除了偷听敌台，他还把一个正准备出嫁的姑娘的肚子搞大了，结果搞得那个姑娘没人要，他自己又要不了，那个姑娘就跳水死了。这样，他也就成了批斗的对象。那个人说，辛芹医生能躲到哪里去，不就在他家屋后的苕洞里。远庆说，辛芹老婆帮他找了，没找到，这次真不知辛芹医生躲到哪里去了。那个人说，那也不该让小妹来开会，应该在家里好好歇着才是。远庆说，我也这么想，可刚才我跟寅茂讲，寅茂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他不是一直在为队里没有反革命分子烦恼吗？我担心他会让我去帮他完成这个任务，没办法，只好把小妹也背来了。

广播越来越响了，我忽然觉得大人都不说话了。我问爷爷，到哪儿了？可我没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它们忽然没有了。我又大声问了一遍，还是没有。爷爷搂着我双腿的手臂无动于衷。我知道，肯定是我的声音被广播吃掉了。我感觉，爷爷的双腿走得越来越缓慢。好像不知不觉踩上了广播里的节拍。有一次，老师要我们排练节目，到公社里参加六一儿童节演出，可我笨极了，怎么也不能跟别人一致，最后，老师只好让我退出来，为此我还伤心地哭了一场。眼泪无声地划过我的脸颊，迅速地落进胸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感觉眼角热辣辣的。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踩不上节拍，是它们太快了，如果它们像现在这么慢，我一定能踩上。连我爷爷都能踩上。爷爷总是说，读书是世上最难的事。我听了偷偷发笑。我愿意天天读书，而不愿去地里干活。但我会装出很难的样子，这样爷爷总是很心疼我，不让我做其他事情。爷爷一边走，一边还腾出一只手去干了点儿什么。我怀疑他是擦眼睛去了。爷爷擦眼睛的时候，总是低着头，用手背一下一下地擦着，擦了之后，爷爷的眼睛就像兔子的眼睛似的，红红的。爷爷的眼睛很小。别看爷爷性格暴躁，其实他是个心很软的人。如果家里的猫和狗死了，他也会擦眼睛，更别说鸡和猪了。终于，爷爷把我从背上放了下来。爷爷的手完全离开了我的身体。虽然耳朵里全是声音，我却忽然觉得孤独无依。这时正是中午，太阳在头顶上毒辣辣地盯着，汗水从额头上渗进毛巾里，我想我的眼睛大概已经肿了。它快瞎了吧？我被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念头吓了一跳。我叫着爷爷，可我自己依然没听见。我伸出手。我摸到了很多手，很多条腿。我忽然不知道哪是爷爷的。它们都一动不动。即使我抓住了其中的一只，可它很快又挣脱开来，回到原地方去了。就好像在学校上课时，一个同学刚才明明还在和我挤眉弄眼，可忽然间，他翻脸不认人了，我抬头一看，原来老师正在盯着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和我在课堂上搞小动作，互相递纸条，比如我叫他猜谜语，缺德的王德宝是谁。我们班老师叫王宝。可下课钟一响，他马上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老师。不用说，王宝狠狠抽了我一记耳光，以至那只耳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有蜜蜂在营营叫，好像它变成了一朵花似的。可爷爷，怎么也丢开我不管了呢？他的手在哪里？

正在这时，广播忽然停了。爷爷的嘴巴忽然凑到我耳朵边来，对我说，把手放好，别乱动。我忙顺势抓住他的手，好像小鸟找到了它的巢。他依然把我的手拿开，并要我把它们贴在腿上。我还穿着短裤和一双破拖鞋。爷爷肯定是后悔没让我穿长裤，他把我的短裤往下拉了拉，想让它变得长一些。如果能遮住破拖鞋当然就更好了。他差点把我的短裤完全脱掉了露出屁股来。那样，他就适得其反了。爷爷就是这样的人。比如，他不肯走生产队仓库门口，怕人家怀疑他偷队里的粮食，万一要从那里经过，他总是鬼鬼祟祟的，结果人家还真的怀疑他偷了什么东西。广播里有人说话了，要大家默哀三分钟。怕大家不懂，他接着说，默哀就是把头低下。他刚说完，广播里又响起了音乐。大家好像站在柏油里。我抬起头，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有一只手在我的头上摁了一下。它用的力很大，我的头皮都被摁痛了。难道是爷爷吗？可它是那么生硬，那么陌生。它上面的老茧像石头一样。我们一共默了三次哀。如果我的眼睛不痛，什么都看得见该有多好。那我又可以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了。最好是开完会还游行一下。把全大队的村庄和小队走遍。默哀后，大家好像还站在原地。大队干部也马上在喇叭里说话了，他说刚才是跟广播里一起默哀的，现在，为了表示大家的悲痛和哀悼之情，请大家不要走动，再默哀三次。这次没有音乐。大队干部喊一二三，大家又开始默哀。说实话，我不知道默哀是什么东西。刚才有音乐，我感到孤零零的，很悲伤，现在没有了音乐，我觉得很好玩。我悄悄把蒙在眼睛上的毛巾掀开一条缝。我看见操场上全是黄球鞋或赤脚。还有一个人，大腿上爬满了青色的蚯蚓。这时，喇叭里忽然叫道：熊来喜你在干什么？你居然还在笑？喇叭里不叫还好些，这一叫，很多人都笑了起来。不过他们刚开始笑马上又意识到不妥，赶忙把笑声藏起来，藏不下的，就把笑声折断，像我们小孩子折芦粟秆一样。有时候，我们在地里偷甜芦粟秆，忽然来了人，我们就把它折断欲盖弥彰地藏到裤兜里。奇怪，我刚想到这一点，喇叭里也厉声叫道，你们不要鬼鬼祟祟的，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欲盖弥彰！我吓了一跳，以为喇叭有那么厉害，把我想的话拿到那里去放大了。我的脸腾地红了。如果不是我的眼睛蒙住了，我一定会感到无处可藏。可以说，“欲盖弥彰”是我最早学到的最深奥的词之一。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是在瞎用。我们小孩子也有着赶时髦的恶习，广播里常用的词，都被我们不知不觉拿来了。比如我们会说熊村的孩子阴谋复辟，说我们讨厌的家伙在克己复礼，跟同伴吵了架，就说他是叛徒卖国贼。这些词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勇往直前痛打落水狗我们用得十分过瘾。来喜是前村的人，如果不是喇叭里叫，我几乎忘记了他还有个姓。全大队，不管大人小孩，都是叫他来喜的，现在喇叭里叫他熊来喜，我反而有些习惯了。来喜是神经病，他会在夏天里穿棉袄冬天里穿拖鞋。他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也不会自己做饭洗衣服。如果我们小孩子说给他讨媳妇，他也会乖乖跟我们走。我们让他打个滚看看，他就毫不犹豫地在地上打起滚来，一边滚一边还念念有词，数自己滚了多少转。听说他这病就是没讨到媳妇憋出来的。这让我很恐惧，我担心自己以后也讨不到媳妇。说来喜糊涂有时候他又很清醒。他消息最灵通，知道什么地方开会。他也喜欢开会，不管哪里开会，只要他知道了，一定要去。不但要去还要抢上台去发言。当然不会让他发言，末了他总是被赶了出去。来喜真是来喜，大人们总是这么说。哪怕他不喜欢你，他也是一脸笑。他天生就是一副笑脸。哪怕他爹把他揍哭了，他也还是在笑。他的脸在蜜笑着喉咙却在惊天动地地哭，就好像从猫屁股里生下了一条大狗，让我们惊骇不已。可喇叭里那个人不知道。他是上面来的人。他从上面来要大家默哀三分钟。大概在默哀时不能笑，因此他很生气，要大队里把来喜抓起来。马上有民兵背着枪从人群里直插进来。我听到有人在说枪、枪。来喜肯定也看到了枪，他吓哭了，我知道，他越哭便越像是在笑。喇叭在那里咆哮着，几乎要跳起来，把我的耳朵都震痛了。有人踩了我的脚，又有人踩了我的脚，好像有个浪头打了过来，我几乎趔趄了一下。还好，爷爷从后面抓住了我的手臂。爷爷的手还原成了爷爷的手。爷爷说，来喜坐在地上，紧抓着裤腰不肯起来，肯定是把尿屙到裤裆里了。这时我听到喇叭里好像有人在用很小的声音说话，嘴唇像金属片互相摩擦着。接着，声音大了起来，说，把熊来喜这样的阶级敌人拎出场外，下面，我们重新默哀三分钟。刚好在这时，那种很慢、像黑色柏油一样的音乐又响起来了。大家都陷在柏油里。爷爷的手又离开了我。音乐结束，忽然听到了哭声。起先是一个，接着是一团，就像池塘里的蝌蚪，开始是小团，后来是大团，最后满塘都是黑黑的蝌蚪。我也想哭，可我一哭，眼睛就更痛、更黑暗了。仿佛我的泪水里藏有钢针，它们足以让我失明。

从大队里回来后，整个下午，村子里都鸦雀无声。我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村子里这么荒凉。大人们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我嚷着饿了、饿了，嚷了好几遍，奶奶才听到。刚才，她的耳朵哪里去了？她随便拿了点儿吃的往我手里一塞了事。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一般，伤心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掉了下来。没想到奶奶也哭了。奶奶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让我和爷爷先走，她去得晚，我不知道她在哪里。等我和爷爷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道干什么好。

那几天，广播里一直在响着那种音乐。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在响。一天深夜，我忽然被它惊醒，我眨了眨眼，奇怪地发现我的眼睛已经好了。我惊喜地叫了起来，说，我的眼睛不痛了，我的眼睛不痛了！爷爷和奶奶好像是刚吵过架，他们都不说话。我注意到，爷爷几乎没穿裤子，而奶奶把裤腰抓得紧紧的。见我的眼睛好了，爷爷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惊喜，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趁我没注意，迅速把短裤穿上。说实话，我知道爷爷要干什么。大人总以为我们小孩子不懂，其实我们什么都懂。我也怪爷爷不像话。在这种音乐里，居然还有心思做那种事情，岂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吗？这一点，连我都知道。如果让寅茂知道了，不又要让他站桌子角吗？这几天，寅茂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别说人，就是家禽、畜生，也不能做这种事。他号召大家把家里的公鸡和母鸡分开。如果有公狗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母狗的屁股，寅茂一定要出动劳力把公狗的后腿打断。他说，打断了它后腿，它就不能像人那样站起来了。

为了让村子里悲痛的气氛跟广播里一致，寅茂号召大家痛哭。大声地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他说，他不希望我们队里是死气沉沉的。熊村虽然在大会上出了来喜那件事，让队长根生受了批评，可这几天，他们表现很好，有的人居然可以一直哭到天亮。鉴于我们村里人不善于哭的特点，寅茂要大家经常用辣椒擦擦眼睛。如果是晚上，不妨关起门来互相用力揍几下，那样，自然就会哭出来。眼睛好了，我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奔跑。可我发现，在村子里我根本跑不快。我的脚好像被什么粘住了，一跑快就不协调。我注意到，村子里只有二贵在暗暗高兴。去年，他儿子小柒偷生产队里的水泵被抓起来了。本来不会被抓，主要是小柒把水泵偷去后不知到哪里去卖，因为谁也不敢要，小柒只好又把水泵扛了回来，准备放到仓库里去，正在这时，被人发现了。小柒因为破坏了生产，被抓去坐牢了。我从二贵门口经过，听他在跟他老婆银花说，肯定要天下大赦，我们家小柒马上要放出来了。

听说小妹的病也快好了。不知辛芹医生躲到了哪里，还没有回来。那天晚上，小妹忽然又发高烧，眼睛往上翻，手脚在扯筋。她娘哭了起来。远庆慌了神，忙打来井水，用毛巾敷在小妹额角上，忙了大半夜，终于把小妹的高烧退下去了。

这一天，寅茂的哨子又响了，要大家到大树脚下开会。我们队里，一般是在村前的大树脚下开会的。树上也有一只广播。广播响了之后，寅茂竟然要大家站起来，向着大树默哀三分钟。他说，我们村里的人哭得还远远不够，听说其他村子里的人，有的哭哑了嗓子，有的哭瞎了眼睛，还有的人一口气过不去，倒在了地上。这些人都会受到表扬。过几天，上面要开大会，要选人到县里去参加演讲团。寅茂说，演讲是一方面，主要是要会哭，谁会哭谁就会得奖，这是集体的荣誉，寅茂说，他就不相信我们队里的人比其他人差，主要是，还没有发挥积极主动性，为此，他想在树下先举行一场演讲和大哭比赛。

正在这时，我看到远庆的女儿小妹走了过来。她眼睛直直的，好像谁也不认识。远庆叫了她一声，她没反应。又叫了她一声，她就朝远庆吐了一口痰，然后咬着手指头莫名其妙地直直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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