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生

我和王老师的认识纯属偶然。当然，这么说也可以理解成是我和王老师的认识是必然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偶然，那我们就不会认识。有时候我们喜欢说什么事都是偶然，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相信它们是必然的罢了。因为如果真的世间的一切都已在必然性之中，那我们的生活将必然减少很多乐趣，所以，我不仅习惯于把生活中遇到的灾难看成是偶然的，即使是幸运也看成是偶然的。

总之，一切都是偶然。

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说，我和王老师的认识确实是出于偶然，而非出于我个人的这种信念。我相信，等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之后，你一定也会同意我的说法。我想，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应该是星期一，不可能有错，就是星期一。那天我实在是无聊之至，甚至无聊之至这个词都不能形容我当时的感觉。总之，情绪不佳。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是我来美国四个多月后第一次去学校的东亚图书馆。

因为天气很好，星期六，我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拉霍亚小镇去了一趟。说天气好，好像这里的天气平时不好似的，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地处南加州，这里的天气每天都很好，如果仅仅说是蓝天白云还比较抽象，它已经好到了让人厌倦的程度，因为每天都是阳光灿烂，而且，已经足足有三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雨，甚至，连阴天都没有一个。这对来之于多雨的江南的我来说，显然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

还好，有天深夜终于下了一场雨，我不仅听见了窗外唰唰唰的响声，还闻到了那种雨滴砸到地上后所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息，因为担心是假的，所以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不过，尽管这样，这场雨还是我在梦中梦到的一场雨。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阳光就已经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射了进来，但幸好有了这场梦中的雨，我的情绪才舒缓了许多。

毕竟，梦中的雨也是雨。

但是，我的这种痛苦并不被人理解。有一次，我的一个住在洛杉矶的搞生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已经适应了加州时，我忍不住向他倾诉了一下我的苦闷，我对他说，我现在非常希望能下一场雨，因为圣地亚哥的天气实在好得太糟糕了，始终阳光灿烂，让人精神很紧张，如果有可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雨中，在上海那种潮湿阴暗的街头走一走。虽然他也是上海来的，但他听了我的牢骚居然在电话里笑出了声来。他告诉我，他在美国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国内来的抱怨加州的天气不好的。他问，是不是像我这种搞文学的人心里都比较阴暗，见不得阳光，或者说，只有心里阴暗躲在角落里才能写出东西来？

拉霍亚小镇靠着大海，风景很好，号称是艺术家小镇，有不少画廊。周六那天，为了消磨时间，我几乎把镇上的每一个画廊都逛了一遍。在一个画廊，我看到了有几幅中国画家画的油画，标价之高，让人几乎以为他们是中国最有名的画家，我不由得在这些画前停留了一小会儿，想看出这些胡涂乱抹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值那么多钱，最后，我想，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些画家骗了这些画廊的老板，二是这些画廊的老板想骗来这里买画的人。而且，以我的感觉，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这么多画廊，一路看过来，就数这几幅中国画家画的最糟糕。

也许是我在这些画前待的时间太长，一直站在一边的画廊的工作人员向我打了个招呼走了过来，他个子又高又瘦，戴副金属边的眼镜，穿着一件白衬衫，打着一条灰色的领带，显得文质彬彬。为了不让他误解我的意图，我立即告诉他我只是看看，我对他说，我是中国人。言下之意，我当然不会跑到这里来买这几幅中国油画了。他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说他明白，因为这些画太贵了。

我忍不住也笑了。“你去过中国？”

“是，我去过上海，北京。”他对我说。

“我就是从上海来的。”我说。

“是吗？”

“我很喜欢上海，上海很像纽约。”或许是怕我不理解，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是纽约人。”

“哦，那你怎么在这里工作？”我想想，从纽约到圣地亚哥之间的距离之远犹如从乌鲁木齐到深圳。当然，纽约不是乌鲁木齐，深圳也不是圣地亚哥。

“我一个月前才来这里，你知道，大家都说，这里有阳光，沙滩，天气好，还有美女，是的，美女，实际上，你知道，说加州女孩漂亮不过是说她们穿得很少而已，可是，不管怎样，这里除了这些有什么呢？”

他问，然后不等我回答，他就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你知道，在纽约有《纽约客》，可这里只有《读者》。”

尽管他说这些话时并不是为了幽默，而是愁眉苦脸，可我还是一下子笑出声来，《纽约客》（NEWYORKER）和（READER）《读者》的英文最后一个音节刚好是押韵的，《读者》是这里的一本免费赠送的杂志，尽管和纽约客一样，每周出一期，而且，开本比纽约客还大，页码也比《纽约客》厚的多，但上面基本上是各种商品的广告和折价券，只是在广告的缝隙里才有一些新闻，和几篇由本地的土著人士写的小文章。

“是，这里什么都有，阳光，沙滩，美女，可是，就是没有文化。”我不无同感地说，显然，这个小伙子也是个有文化的人。

他摇了一下头，再次耸耸肩。“所以，我希望有一天能回纽约。”

可能是太孤独了，他把我当成了知音，特地把我带到库房里，让我看他觉得还有点意思的画。我比较喜欢一个俄罗斯画家的画，画里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失去了重力，感觉就像是在水中游泳的鱼一样，漂浮在莫斯科红场的那个洋葱头教堂的尖顶上空。

“像梦一样，”我说，“很不真实。”

“对，”听到我的话后，他手扶画框，又仔细端详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点头表示理解。看得出，遇到我这个知音，他非常感动，当我向他告辞时，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并且，让我留下我的EMAIL地址，说希望以后和我保持联系。我当然也欣然同意。后来，果然，我回去后没过几天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以为他有什么私房话对我说，不料却是那天我看到的那几幅中国画家的油画的照片和价钱，并热情欢迎我去选购。

看来，他说得对，他确实生活在梦中。

星期天，我睡了个懒觉，起来后吃了点东西，然后像平时一样，到附近的一个书店里去看最新一期的《纽约客》。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看这本似乎很有品位和文化的杂志，而只是因为在书店里能看到不少人，可以多多少少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孤独。

所以，当我星期一第一次踏进学校图书馆四楼的东亚图书馆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不仅有很多我熟悉的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而且，还有很多国内的杂志，再而且，在杂志阅览区，我发现，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亚裔的中年男人，坐在宽大的桌子旁，正一手拿着自己的近视眼镜，低头专心致志的翻阅一本杂志。

但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也可能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甚至不会讲一句中文的美国人，杂志阅览区摆放的杂志和书籍一样，同样有好几种文字的，除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中文杂志外，还有日文的和韩文的。所以，我很想看看他手里拿的究竟是哪种文字的杂志。这样我就可以大约判断一下他的国籍。我把我的背包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然后慢慢走到他身边的摆放报刊的书架旁，拿起一本杂志假装翻阅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回头扫了一眼他正在埋头看的那份杂志。因为他的头几乎是贴在杂志上的，所以，我无法看清楚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但杂志是中文的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看样子，我估计他很可能是学校的老师，因为他就像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授一样，穿得很正式，他身材胖胖的，上身穿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西裤和棕色的皮鞋，头发梳的也很整齐。不像那些年青教师一样，穿着比学生还随便。我认识的一个文学系的年轻男老师，每次来学校上课，打扮的都比学生还像学生，他不仅像学生一样，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大短裤和一件破旧的圆领衫，而且还总是穿着人字拖鞋，拿着滑板车走进教室。

这几个月来，我实在是太想找一个人聊聊天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我在拉霍亚小镇的画廊里碰到的那个可怜的纽约小伙子，实在是太孤独了。而且，他比我好的是，他好歹还是个美国人。

可我却一下子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向他打个招呼。阅览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显得十分安静，在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台供检索的电脑的显示器正在闪烁，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按树，上面的细碎的树叶正在阳光下抖动，我想，外面也许正在刮风。

这时，我听到我的身后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和书页合上的声音，这个人似乎要准备离去，我终于不再犹豫，赶紧转过身来，果然，他已经戴上眼镜，正拿着那本杂志从桌子旁站起来，我忙用英语对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直接问他是不是中国人。让我略感惊讶的是，他对我的唐突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他点点头说是的。

我立即改用中文，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是上海交大的，在这里的文学系做访问学者。

“哦，刚才我看到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南大的呢。”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笑着对我说。

我马上反应了过来，这可能是因为他看见我身上穿的那件印有南大字样的圆领衫的缘故。

“我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交大工作。”我解释了一下。

“那我们是校友啊，不，应该说，我们还是系友，我也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笑着说，转身准备把那本杂志放到书架上。我看了一眼，是一本很专业的学术杂志《中国语言学研究》。

“是吗？那你应该比我高多了，你们那届同学里有人留校吗？”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南大中文系的系友，我的确很高兴。

“有，我们因为是比较早的研究生，所以留校的人也比较多。”接着，他说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是搞语言学的，现在都已经是博导了。

“你是学语言学的？”我又看了一眼他拿在手上的那本杂志。

“对，以前读大学时，曾经听过方光焘先生的课，很喜欢，所以后来可以考研究生了，就考了语言学专业的。”

“你听过方光焘先生的课？他可是语言学大师啊，”我说，“索绪尔的语言学好像最早就是他介绍过来的。”

“是啊，是啊，当时他就是给我们讲索绪尔的语言学，还用象棋给我们举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

“是不是说马走日，像飞田，车走直线，炮打翻山，这套规则是语言，而具体每一步棋是言语？”我打断他问。

“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些惊讶。

“在南大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你的那个同学的一个讲座，他用的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印象很深。”

“哈哈，他说了这是引用方先生的说法吗？要是没说，这可不得了，现在国内不是到处在讲学术诚信问题吗，这可是很严重的学术诚信问题。”他一下笑了起来。因为阅览室里很安静，所以，他的笑声显得非常爽朗和响亮。

我也笑了。没想到他居然对国内学术界的情况这么熟。

“这根本不算什么事情，在国内，即使你抄袭了被抓住了，可过一两年，还照样做教授。而且，有的人还贼喊捉贼，大谈学术诚信问题呢。”

“没办法，归根结底，还是国内的人才太匮乏了。哦，这样，今天我还有点事，马上就得走，”他看了看表，似乎也并不是很愿意结束我们的谈话。“这样好了，我就在这里工作，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要有什么事，比如买菜啦，买东西啦，或者想去哪里逛逛，你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给我。千万不要客气。圣地亚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不好，没有车干什么都很不方便。”

“是，这个我来之前也没想到。还有真有点不适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公交车这么少，而且，班次相隔那么长，动不动就是三四十分钟才有一班”，我转身准备去拿我放在另外一张桌子上的背包，“我去拿支笔。”

“不用了，我这里有。”他从桌子上拿起自己的笔说，“主要是这里大家都有车，公共交通反而没有国内那么发达，方便。”

他把名字和电话写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递给了我。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他说了声不客气，把笔记本塞到他放在地上的一个蓝色的背包里，匆匆向我告辞。

我估计他可能是下面有课要上，所以才会这么着急。而刚才我只顾说话，竟然忘了告诉他我的名字和联系方法。不过，我想，反正有他的电话，总可以联系到他。再说，既然他在这里工作，我肯定能经常见到他。

毫无疑问，如果以后能经常和王老师，我看了看那张纸条，他的名字叫王立功，见见面，聊聊天，一定是件很愉快的事。我觉得，如果我对他说我很希望下场雨，他肯定能够表示理解。毕竟他也是学中文的，而且，他还和我是校友。尽管我们的专业不一样，但是，哪怕我们有机会聊一下南大的那些趣闻逸事，也一定不会让我再像过去那么孤独。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要是不知道还好，一旦知道了，就再也忍不住要对别人说。就像以前，我不知道王老师还好，现在认识他了，我突然发觉，我一下子变得更想找人聊天了。第二天，我就想给王老师打电话，我拿着移动电话，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犹豫再三，甚至，最后，我都忍不住把他的电话号码拨了一遍，可当电话接通的一刹那，我还是掐断了信号。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打这个电话，尽管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话要对他说。而且，我想，要是他这个时候正在上课什么的，这个电话打过去，肯定会打扰他。我也是老师，我知道，当一个人正在讲课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常常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如果接的话，肯定在学生面前影响不好，不接的话，自己的心里又难以平静。可不管接还是不接，你的心情都已经势不可免的受到了影响，而你讲课的思路也会突然出现短暂的紊乱现象，就像一个人正在匀速跑步的时候，忽然有人从跑道旁冲了过来，尽管他并没有碰到你，但是你的呼吸的节奏和步伐的频率却再也调整不过来了。

我决定，还是坚持等到周末的时候再和他联系，因为，那个时候我可以以到华人超市买菜的借口和他碰面，这样多少会自然一些。当然，这也是个真实的借口，因为周末我的确需要买菜。

但是，周末我还是没有能和王老师联系，因为，刚好第二天，我的那个住在洛杉矶的没有人文素养的朋友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就在我的楼下，让我立即收拾好东西跟他去L.A.住几天。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当我走到阳台上，看见他从停在马路对面的一辆车里拿着手机钻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真的。他告诉我，他今天刚好送一个朋友来圣地亚哥。因为上次听到我在电话里诉苦，估计我是太孤独了，所以这次就顺便把我接到他那里放松几天。

尽管他没有什么人文精神，可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固然没什么人文素养，既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看过什么欧美的世界名著，更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但是好歹他还懂得人情冷暖，这就够了。

他住在帕萨迪纳，我原以为，可以在他那里好好住几天，和他聊聊天，同时好好逛逛这个美丽的小城，以调节一下我的心情。可谁知道，他忙得要死，每天很早就去实验室，晚上很晚才回来。如果我稍微早睡一会儿，就会一天也见不到这小子的人影。所以，晚上我只好一个人无聊地看电视。白天，我就一个人溜到附近的一个地方瞎逛，中午就吃个汉堡，然后到这里的一个咖啡馆买杯咖啡，像那些不怕晒的美国人一样，坐在门外的太阳下拿张当天的纽约时报或者洛杉矶时报发呆。这样一连过了几天，我才突然发现，我在这家伙这里，比我一个人在圣地亚哥还孤独。因为，在圣地亚哥，我感觉就像是住在自己家里，在他这里，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最难受的是，我在圣地亚哥还可以每天去图书馆消磨一下时间，可是在这里却无处可去。由于实在无聊，我还一个人去了一趟加州理工，可这个学校的面积之小，建筑风格之单调，除了让我这个无聊的人觉得更加乏味外，似乎并未给我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

说句题外话，这些年，我们国家叫嚷着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如果从校园的面积和建筑的豪华上来说，绝对已经超过美国很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了。我们完全可以为之自豪。唉，走在加州理工局促的校园里，我不禁叹了一口气，要是世界一流大学是按照校园面积和建筑物这些不动产来衡量的话，该有多好，我们中国人最善于搞的就是这种物质文明的建设了。但是转念想想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竟然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搞校园建设，而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竟然舍不得把校园弄大一点，建筑搞好一点，真是令人失望。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偶尔想，不知道王老师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怎么给我留了电话后，现在却踪影全无了。

星期六，我没有和这小子商量，拿着我提前一天在网上订好的灰狗票的确认表，把可能是昨天两三点钟才回来，正在睡懒觉的他从床上叫醒，告诉他我等一下就坐车回去。开始他还有点迷糊，过了一小会儿他才突然清醒过来，忙睁开眼睛问我回哪里。我告诉他我已经买好了一个小时后的灰狗的车票，马上就准备回圣地亚哥时，他似乎一下子愣住了。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想让这小子受折磨，把我这几天所忍受的无聊发泄一下。不言而喻，我的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太措手不及了，我静静地等着这家伙竭力挽留我，然后我再给他致命一击，我甚至已经提前订好了出租车，准备自己乘车到灰狗站去。

可他嘴里哼哼唧唧了一会儿后，居然重新倒在床上，然后如释重负地对我说，欢迎我下次再来。看到他这个不死不活的样子，我真想捏住他的像鸭子一样长的脖子，把他扔到外面的210号高速公路上，让往来穿梭的汽车把他碾成一张世界上最薄的墨西哥煎饼。

等我坐上灰狗后，我才不禁为自己刚才居然会产生如此残酷的念头感到内疚，嗨，真是没办法，都怪我迪斯尼的动画片看得太多了，才会产生这样的不人道的想法。

星期六回去后，我换洗了一下衣服，晚上很早就上了床。没想到，我居然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看来，这一次我在L.A.的沉闷的生活所消耗的精力远比我在圣地亚哥时消耗的还要厉害。下午，我本想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可后来又想星期天这里的人一般都会和家庭待在一起，如果我打这个电话，万一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倒不是很好。而且，紧接着第二天就要上班，不像星期六，还有一天可以休息，这个时候去打扰别人，总归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忍住了没有打这个电话。

星期一，我一大早就背着我的背包，迫不及待地坐学校的班车到了学校，然后直奔图书馆。可我在电梯前等了一会儿，怎么也不见电梯从楼上下来，我就从一侧的楼梯走了上去，说是走，其实是跑，我三步并两步，一口气跑了好几层楼才停了下来，可推开门一看，才发现多跑了一层，到了五楼，我忙又重新踢踢踏踏下到了四楼。因为杂志阅览区正对着电梯门，电梯刚一打开我就迫不及待地看了一眼，可让我失望的是，阅览区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喘了一口气，把背包放在桌子上，从书架上找到了上次王老师看的那本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杂志，把今年的几期都从放杂志的盒子里拿了出来，然后打开一本，坐在椅子上一边胡乱翻阅，一边休息。过了一会，我渐渐冷静了下来，我想，大概是今天我来的时间太早了，也许过一会儿，王老师就回来。我换了张椅子，让自己正对着电梯出口，我想，这样，只要王老师来，我肯定不会错过他。

但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却始终没能见到王老师从电梯里出来。尽管我不是很懂语言学，可我为了等王老师，同时也是为了能够与王老师多点共同语言，我把桌子上摆着的五六本语言学的杂志上的文章，每一页都耐心看了一遍。我不得不承认，语言学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枯燥的一门学问。现在想想，我不由得一阵后怕，老实讲，我都不知道我大学时语言学那门课是怎么及格的，我觉得，我当时能及格肯定是瞎蒙的，要不然，我不会至今仍然对语言学一无所知。

快到中午，我仍然没能看到王老师的影子。我忽然有些沮丧，不过，更多还是觉得自己有些昏头昏脑。因为，我并没有和王老师约过今天要见面，而且，王老师也没有说过他星期一一定会来图书馆。今天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都是我自己在一相情愿的瞎想，以为王老师今天会来这里。

我摇了摇头，站起来，把那几本语言学杂志重新放到书架上，为自己的糊涂和可怜而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叹了一口气。我只好提起背包，向电梯口走去，打算到外面吃点东西。

等人本来就是很累的一件事。如果等不到人，那就更累了。

可就在电梯的门打开，我准备走进去的一瞬间，我的脑子里忽然有个念头闪了一下，我忙把迈出的一只脚收了回来。我重新折了回来，绕着回字形的东亚图书馆转了一圈儿，果然，在成排的书架后面的靠窗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了正坐在那里看书的王老师。

这下，该轮到王老师惊讶了。

“本来周末我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忽然发现，上次忘了问你要你的电话号码。”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

“是，本来我也想给你打的，可是，前几天一个洛杉矶的朋友把我叫到他那里去玩了几天，所以没和你联系。”我解释说，“你在看什么呢？”

“哦，这是国内新出的一本书，是前段时间他们在武汉开的一个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今天刚到，我想看看，了解一下国内的动态。”他把那本书的封面给我看了看。

“语言学方面的东西实在太枯燥了。”我笑笑说。“就像数学一样。”

“没办法，我是搞这个东西的，不关心不行，有时间总还是想看看。”他说，“这就叫职业病。”

“不过，这个也要看人，我想，对你们搞这个专业的人来说，肯定不会觉得枯燥，”我忙说，“像我的一个理工科的朋友就觉得搞文学研究很没意思，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别人写的东西，如果真的有兴趣，就应该自己去写一篇。其实，他不知道，搞文学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哦，那倒不一定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很枯燥的。可就像那些吸毒上瘾的人一样，明知道这个对身体不好，可还是戒不掉。”他笑着向我摊了摊手说。大约是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了，他说话的时候还不自觉耸了耸肩膀。

到底是搞语言的，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真是很合适。

“是，就像吃辣椒的人也知道辣椒辣一样，我小时候在重庆长大，很爱吃辣椒，可说真的，实际上，每次吃我也是被辣的龇牙咧嘴的，可就是爱吃。一段时间不吃的话，还想得很厉害。”我说着说着，口水都要流出来。自打来美国后，我还没正儿八经吃过一次川菜呢。

“对对对，就是这样。”他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头看了一下手表。他的头发白得太厉害了。正常的话，按照他的实际年龄，是不应该有这么多白发的。

“你看，这样好不好，张老师，因为等会儿我还有些事情要办，现在我们就去学校的活动中心去吃饭怎样？我请你吃个中国快餐，里面有个宫保鸡丁还不错，虽然味道和别的菜一样，都怪怪的。不过，将就一下，也能吃，多少还有点川菜的味道。你要是喜欢吃江浙菜，下次我可以做给你吃。我可是南京人。”

“太客气了，王老师，”我赶紧说，“我是师弟，应该我来请你。”

“哪里，我是这里的地主嘛，而且又是师兄，对不对？再说，我们也好不容易见一面，很难得，所以，你就听我的好了。”

他把自己的东西收起来，放到自己的背包里。然后，就和我一起往电梯走去。我们在普赖斯中心的快餐厅买了两份中国快餐，然后走到外面的广场，准备找个位置坐下来。因为学生还没下课，广场上的人还不是很多，空位也很多。我走在他前面，我不知道他是喜欢像那些美国的小孩和老师一样坐在阳光下，还是像我这种怕晒的中国人一样，喜欢坐在有遮阳伞的座位下。所以，我特地回头问他，坐在哪里好。

“就坐在这里好了。”他在旁边的一个有遮阳伞的桌子前停了下来，叮叮叮地拉开一把用钢筋做成的椅子，把装着快餐的塑料托盘放了下来。

到底是中国人，他的这个选择正合我意，我这个人什么不怕，但实在是怕太阳晒。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爱晒太阳。或许，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

这当然是个玩笑。我拉开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这里没太阳，”坐下来后，他拉了拉椅子笑着对我说，“我们中国人，都是细皮嫩肉的，要是像这些长了一身牛皮的老外一样，天天坐在太阳底下像烤香肠一样烤自己，非得皮肤癌不可。”

我一下子笑了。“是，我来这里以后，人已经变黑很多了。要是回去，大家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肯定以为我在这里受了大苦，他们说不定会以为我来的是非洲而不是加州。”

“那是，谁到美国都不是来享福的。确实是受苦，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在享福。”他看了看表，用叉子指了指我的托盘，“你慢慢吃，别客气，我得稍微快点。”

“好的，真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我也撕开一次性叉子的包装纸，开始吃托盘里的东西。说真的，这盘宫保鸡丁除了有点辣味和甜味外，真是徒有其表。真不知道，宫保鸡丁这个川菜离开四川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后，是怎么演变成现在这种怪味道的。

“哪里，难得的。我在这里，也很少碰到搞中文的人的，你知道，出国的人还是理工科多，”他幽默地说，“美国人很坏，他们不需要中国的文化，他们喜欢的是中国的科技苦力。美国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变成被他们控制的机器人。”

到底是搞语言的，王老师的俏皮话把我逗得哈哈大笑。

“王老师，你来多少年了？”

“哦，我，你看，我是八九年初来的，到现在多少年了？”他把头从托盘上抬起来，举起拿筷子的那只手，数起了自己的手指，“不知不觉，到今天，都十七年了。”

他的动作让我发笑，不过，却让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可能是中文学得太好的缘故，即使是个位数的加减，也无法脱口把答案算出来。更不要说千位数的加减了。

“中间，你回去过吗？”

“没有，开始因为小孩小，没人带，不能回去，后来，家里人过来探亲，再加上这边比较忙，所以就拖下来了。”他摇摇头说。

“哦，那应该回去看看，南京，还有南大都变化挺大的。”

“是，我也听家里人，还有同学说了。我也准备回去看看，说不定就是今年暑假吧，到时候带我儿子回去看看。”

“你儿子？现在他多大了？”我问。

“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听到我问起他儿子，他好像很高兴，立即从托盘上抬起头来，顾不得把嘴里的东西吃完，就告诉我，他的儿子现在耶鲁大学读书。

“耶鲁，和哈佛一样，都是美国最好的名校，你儿子很不简单啊。”我夸了一句。

“其实，你不知道，在美国，耶鲁比哈佛厉害。美国有很多总统都是耶鲁毕业的，克林顿，老布什，还有现在的小布什都是耶鲁毕业的，我们在国内不知道。总觉得哈佛好。就好像在上海，大家都以为南京路最好，实际上淮海路比南京路要好得多。”

这个观点我倒是赞成。我想，他显然对我的夸奖还不够满意，所以才特地对我解释了一下耶鲁的厉害。

“没错，外地的一般爱到南京路，真正好的确实还是淮海路。你儿子学的什么专业？”我想起他刚才说的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做科技苦力的话，再加上克林顿，还有两个布什都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所以我就问他，他的儿子是不是也在读法律啊，经济啊，这些文科专业的。

“不，是物理专业。你知道，我们都是学文科的，实在不想让小孩再像我们一样受苦了。中国那句老话还是对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感慨地说。

“对，”我也深有感触地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在这里碰到的国内来的人，像我们南大来的，基本上都是学理工科的。”

“是，文科很难在美国生存。”他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说，“其实，当初，我也是为了孩子才留下来的。像你一样，最初我也是来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刚好有机会留下来，想想为了孩子，就咬咬牙留了下来。你知道，真要搞我们这行，最好还是在国内。”

这时，忽然学校图书馆整点报时的大钟响了，他赶紧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可能是发现时间不对了，他立刻埋头几口把饭吃完，然后拿起纸杯装的饮料边喝边从桌旁站了起来。

“实在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得先走。你慢慢吃，我一般星期一上午都来这里的。”

“好的，到时候我如果来学校，我就来找你。”我也从桌旁站起来。

“平时也可以，没关系的，你要干什么，需要用车，或者有事需要帮忙，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们是校友，别客气。”

说完，他背上自己的背包，转身匆匆离开了广场。因为走得快，从一张桌子旁经过的时候，他还不小心碰到了一张铁椅子上，发出很响的响声，他忙把椅子扶起来，向坐在旁边的一个人挥手说了句什么，我估计他是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晃动着他胖胖的身躯向靠罗马咖啡店那边的出口大步走了过去。

这让我感到有些内疚，说不定，王老师就是因为好心地想请我吃这顿饭，反而误了他的正事。美国的大学就是这点不好，课程表和老师接待学生的办公时间从早排到晚，中午也不休息。所以，很多老师也都是像学生一样，自己从家里带个三明治什么的，就在办公室里或者找个地方随便吃吃了事。我想，王老师大概也是这样。

在美国，似乎所有的人都是按照某张看不见的时间表在生活的，如果对方不告诉你，你可能永远也不明白他在为什么忙碌，而又为什么在这里或那里出现。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中国，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对方是个陌生人，他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到底在干什么呢？

不过，在接下来的星期一的上午，我并没有去图书馆，因为一个南大化学系的校友王军邀请我在当天晚上去参加他们同学的一个聚会。他们同学现在有一大半在美国，由于工作的地方不同，平时也很难见到。但是，刚好，这个星期六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化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他的同学中有好几个从不同的城市飞过来参加这个会议，最远的一个还是从纽约过来的，所以，星期一会议结束后，他想在自己家里请大家吃顿饭，叙叙旧。为了营造气氛，他告诉我，他还叫了几个在这里工作的南大校友。

我本来不是很想去，因为我和这个南大校友其实也只是一面之缘，我们只是在华人教会里偶然遇见过一次，与别的人更是从来没见过面。不过，想想自己这么孤独，既然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和南大的校友见见面，聊聊天，还是很好的，所以，我就答应了。

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做，因此，上午就提前开车把我接到了他家，我也就没有再去学校。本来，我还想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可回头又想想，反正我们事先也没有约定这个星期一一定在图书馆见面，也就没有必要再打这个电话了。我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箱喜力啤酒。王军来了后，我就把这箱啤酒扛上车，和他一起到了他家。

为了全力准备晚上的聚会，王军今天特地在公司里请了假。在路上，他问我厨艺如何。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最擅长的是番茄炒鸡蛋，其次就是凉拌黄瓜，如果把比萨饼放在微波炉里转两圈儿也算烹调的话，那这三样就是我所有的烹调技术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些东西他都买了，他的拿手好菜也就这几个。原来，他还以为我在国内生活这么多年，能炒几个菜呢。现在看来，只好靠他到时候现场发挥了。

他叫的另外几个本地的南大校友白天都要上班，再加上他是个光棍，所以，实际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家里为晚上的聚餐做准备。到他家后，时间已经快到中午，我们就随便泡了两包方便面打了两个鸡蛋吃了吃，然后开始准备晚上的饭菜。

可能是很长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同学，王军的心情比较激动，昨天就从超市里买了很多菜，不只是塞满了他的大冰箱，厨房的地上还放了一大堆。我们一边洗菜，一边商量着到底做些什么菜才好。我本以为他在美国独立生活这么多年，应该会弄几个菜，谁知道他真的比我还白痴。后来，我只好让他到网上去古狗了几个菜谱，用大字加粗加黑打了出来，研究了一下后放到灶台旁边，准备到时候比葫芦画瓢，弄几个像样的菜出来。

这家伙最初还很紧张，可看到我现在居然临危不惧，而且，还知道用古狗去网上寻找菜谱，于是，彻底放松了下来，把炒菜的事都交给了我，他自己提前进入晚上和同学聚会的那种其乐融融的状态。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冰好的本地啤酒，用手扭开盖子，递给我一瓶，然后自己一边喝一边吹着口哨，开始从网上下载当年他们同学最爱听的流行歌曲，准备觥筹交错的时候，播放几首助兴。

到半下午，我把要炒的菜都切好组合好放在盘子里后，又一鼓作气，在王军下载下来的老狼的《睡在上铺的兄弟》和《同桌的你》的歌声中，和王军对我厨艺的肉麻的吹捧下，做了几个凉菜。这小子在客厅里随着歌声摇头晃脑，我每做好一个，他就用手指直接从盘子里捏一点尝一尝，然后就是一片叫好声。我感觉，他叫好的时候，就像是那些古罗马时代高高的坐在环形斗兽场边的贵族，而我，就像一个角斗士，正鼓足勇气挥刀向那些狮子豹子乱砍。

最后一个凉菜做好后，我拿着啤酒走到桌子边看了看，发现都是素的，我回头对王军说，“要是有个荤菜就好了，不然都是素的，不是很好看，另外，吃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是，刚才我也想到了，不过，这个很容易，现在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现在开车到中国城去买一个荤菜的就是了。昨天我本来想买的，可是又怕不新鲜，所以就没买。现在我们就去买好了。刚好，还可以再买两箱啤酒。就这么几箱，我估计不一定够。今天晚上，大家肯定会一醉方休。”

可不是，就这么点时间，我和他稀里糊涂地已经喝了好几瓶，而聚会还没有开始，等到晚上，一旦正式喝起来，就这么三四箱啤酒，而且还都是小瓶的，十有八九是不够的。但另外，说真的，在厨房忙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很想休息一下，所以，立即就同意了王军的安排。

想到美国交规上规定，不能酒后开车，我问正在驾车的王军有没有关系，谁知他根本就不以为然，拍着方向盘说这点酒对他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他还说，在美国很荒谬的，即使你喝酒被抓住了，还可以找律师来扯皮。所以，千万不要被交规上那些玩意儿给唬住了。这话正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我点头连连称是。因为，出门前我由于舍不得那瓶刚喝了一半的啤酒，一口气把剩下的也喝到了肚子里，现在正在打嗝。

“你看，我买个盐水鸭怎么样？”王军一边开车一边问我。

“盐水鸭？当然好了，大家都是南大的，都在南京待过，对盐水鸭肯定很有感情，吃盐水鸭太合适了。”我看了一眼王军，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我还真没发现，在圣地亚哥，哪里有卖盐水鸭的。不过，这可能是我对圣地亚哥还不够熟。

“昨天我也是这么想的。”王军点点头。

“能买到最好。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国内的大学都应该像美国的大学一样，弄个吉祥物什么的，比如，我们南大的校徽上就应该搞个盐水鸭，北大的弄个烤鸭，复旦就弄个白斩鸡什么的，这样多有意思。”

“是啊是啊，”王军转头对我笑着说，“我也这么想过。”

“可这里有卖盐水鸭的吗？”我喝了一口啤酒，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或许是喝了点酒，人比较兴奋，王军的车开得很快。他在高速上不停地换线超车，犹如一个赛车手。不时，从路边滑过一两棵棕榈树。加州的棕榈树总是很高，很细，树身就像电线杆一样光溜溜的，只在头顶，有一点稀疏的树叶，让人觉得怪里怪气的。那种感觉，不身临其境，是很难说清楚的，如果实在要说，我只能说，就像我此刻听到王军讲要在圣地亚哥吃盐水鸭一样。

“有，而且是正宗的南京盐水鸭。老板就是南京人。”

“哦，这倒真难得。”

“嗨，这里什么都有。”王军回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车道，准备换道拐向中国城，“啊晓得啊，笑死了，连盱眙的小龙虾都有得卖。”

最后一句话，他是用南京话说的，因为模仿得惟妙惟肖，我一下子笑出声来，差点把正在肚子里晃荡的啤酒给一口喷出来。

到了中国城后，王军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和我下了车，准备去买盐水鸭。我问他在哪里，他抬手向一边的一排平房指了一下，告诉我就在那边。果然，我看见有一个黑色的仿古招牌，上面用金色的隶书写着南京盐水鸭五个汉字，如果不是下面还有一排英文字母，这块古色古香的招牌还真让人怀疑是南京的哪家专门做盐水鸭的百年老店搬了过来。

阳光很刺眼，我和王军从停车场低着头向盐水鸭店走了过去。在路过一个电话卡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的电话卡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就让王军先去买盐水鸭，我在这里买张电话卡。

买好电话卡后，我又顺手拿了张免费赠送的中文报纸，然后一边翻着这张报纸，一边向盐水鸭店走了过去。

因为只顾着看报纸，我从盐水鸭店门前走过去了好几步才反应过来。透过盐水鸭店的那扇玻璃门，我看到王军在里面和一个站在柜台后穿着蓝色围兜的人说话。那个人正低着头在柜台下面拿什么东西。这倒让我产生了好奇心。我想，能把南京的盐水鸭卖到这里的人，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可正当我准备转身走过去的时候，却忽然发现，那个穿蓝色围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学校的东亚图书馆里碰见的那个我们南大的校友，我的中文系的学长王老师。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有点回不过神来。而此刻，王老师正把用白色的泡沫餐盒装好的盐水鸭放在一只塑料马夹袋里，递给王军。看到这一幕，我几乎是本能地把抬起来的脚缩了回去，迅速又往前退了几步，直到看不见王老师的脸为止。

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脑子里有点转不过弯儿，但，也许，我自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老师肯定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只是低着头从他门前经过的人。

王军出门后看到我在外面等他，问我怎么不进去，我告诉他，刚才看到他正在结账，马上就要出来，所以就没有进去。

“我要了一整只盐水鸭，这家店做的盐水鸭不错的，老板自己说，有很多人在这里吃过后，都觉得好吃，有一个人，后来到了芝加哥工作，还经常打电话过来订他的盐水鸭，让他寄过去。”

“你认识这个老板吗？”我问。

“认识，不过不熟，我只知道他姓王，是南京人，你刚才没进去，进去也能听出来，他说话南京口音还是很重的，我来买的不多，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盐水鸭，你知道，太腻了。”

我们转身朝停车场走去。刺眼的阳光已经把车里晒得热烘烘的，我们上了车后立即把窗户放下来透透气。王军从车位里把车倒出来，然后沿着停车场上的模糊的箭头拐向了出口停了下来，等左边直行的汽车一辆一辆驶过后，迅速拐上了马路。

晚上的聚餐当然是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是南大的校友，所以，一切都显得非常亲切，尤其是当大家看到桌子上摆着的盐水鸭时，几乎每一个人都高兴的抓起筷子率先夹一块吃了起来，以至于这个本应最后吃完的凉菜成了第一个撤掉的空盘子。

此后的几天，对我来说，过的有些恍恍惚惚，我去上了两次课，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家里翻译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同性恋女权主义学者的哲学论著，其行文的佶屈聱牙的程度简直让我头晕脑涨，但我知道，到时候这本书出版后，肯定会有很多家伙批评我翻译的不好，而不是原作者写得乱七八糟。说实话，我曾担心王老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因为自从发现他是那家盐水鸭店的老板后，我已经不知道和他说什么才好。

我想，很有可能，他并不希望我知道他现在的身份。

不过，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

星期一早上，尽管我在家里犹豫了很长时间，可最后我还是去了学校。我觉得，王老师上个星期一没见到我，一定多少会有些失望。如果这个星期我再不去，他一定不仅会感到失望，还会觉得奇怪。我决定，我还是按照以前所想象的他的身份和他交往，我过去一直以为，他是这里的某一个文科学院的一个老师。

果然，我一走进东亚图书馆，就发现王老师正坐在一张桌子前翻阅杂志，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像上次一样背对着电梯，而是正对着电梯。所以，我从电梯里一出来，他就看到了我。

“啊，你好，上星期怎么没见到你来？”他从桌子边站起来问。看得出，他似乎在专门等我来。而显然，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上星期一下午，在盐水鸭店，他并没有看到我。

“哦，上星期我的一个朋友从洛杉矶过来，我陪他在这里胡乱诳了逛。”我含糊其辞地说。

“其实，这里也真是没什么好逛的，就是海边那些沙滩啊什么的，如果小孩来了，还可以看看动物园和海洋公园什么的。”

“是，”我赶紧搭腔说，“圣地亚哥还是单调了点，不像纽约呀，三藩呀，没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空？”他看了看手表后问我。

我也赶紧看了看表，原来，因为我在家里拖的时间太长，再过一会儿，又要到中午了。“没事，我每天来这里也就是为了消磨时间。有什么事吗？”

“我下午还有事，我想，我们现在出去聊聊天好了，这里声音大了不太方便。”他笑着说。“我们边聊边吃，要是你喜欢，我还可以请你吃宫保鸡丁。”

“哪里，不用了，我请你吃好了。”我忙说，“我也是老师，不是学生。”

“好好好，都一样。”他快速把一本中文杂志放到书架上，然后拿起地上的背包，和我一起上了电梯。

像上次一样，我们还是到普赖斯中心找了张桌子，放下了我们的背包，然后，我争着去买了两份宫保鸡丁快餐回来。因为穿得有些少，而今天有风，有些凉，我特地坐在了阳光下。而穿着整齐的王老师还是和上次一样，坐在了蓝色的遮阳伞下。或许是今天的时间比较充裕，王老师并没有像上次一样立即吃托盘里的快餐，而是先喝了一口饮料，和我聊起了天。

显然，他今天的兴致很高。我感觉他就像一个事先准备好发言稿的领导，一旦开口，就再也合不上自己的嘴巴。他谈当年他在读研究生时的南大中文系的一些掌故，也谈现在自己的一些功成名就的同学的小隐私，还谈自己对美国的观感，甚至谈论他对美国最流行的电视肥皂剧的看法，比如《老友记》，《圣菲尔德》等，一方面，他觉得这些肥皂剧水平很高，国内是很难企及的，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无幽默地指出，这些肥皂剧里的人好像整天没事干，也不工作，就坐在那里喝咖啡，聊天，说啊说的，很不真实。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尽管王老师今天的谈话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思，甚至，我已经意识到，他所谈的一些话题都是为我精心准备的。但是，我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有一阵子，我几乎都走了神。刚好，王老师不知讲到什么有趣的事，还没讲完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可是笑完后，他才发现我什么反应也没有。于是，他忙问我，今天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赶紧笑着摇摇头说没有，只是昨天睡得有点晚而已。因为怕他不明白，我又特地解释了一下，告诉他昨天晚上在网上碰到一个国内的朋友，被他抓住不放，在网上聊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两点多才睡。

王老师忙对我说要注意身体。在美国，生病了很麻烦。他还关心地问我是否买了保险，当我说没有买的时候，他善意地建议我最好还是买一份。

我点头表示感谢。我发现，年龄越大，撒谎越困难，好在我坐在加州炽烈的阳光下，我的脸虽然发烧并且肯定已经红起来，他也看不出来。

为了不使王老师的谈兴受到我的多少有些不良的情绪的影响，我故意问了他一些语言学的问题，说实话，这些问题极其幼稚，只是一些常识而已，但是王老师却兴致勃勃，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不停地问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

也许是我在阳光下坐的时间太长，确实被晒得有点头晕脑涨，所以，对王老师的谈话的反应似乎也越来越慢。不过，幸好王老师也意识到时间差不多了，他终于放下空空如也的饮料杯，招呼我一起开始吃托盘中的快餐。吃着吃着，他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突然放下筷子，对我说了声等等。

我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就问他有什么事。他没吭声，伸手从地上提起他的背包，从里面拿出一个装有东西的白色的马夹袋。

“你看，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了，现在想起来，就先给你，免得等会儿真忘了。”他把那个马夹袋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接过来问。我想，大概是他写的著作，希望我看看。“是你写的书吗？”

“哪里，是我在这里开的盐水鸭店做的半只盐水鸭，上星期一我以为能碰见你，就给你带了半只来，谁知道不巧没碰见你。”

可能是看到我的表情有些迷惑不解，这种不解，我想，至少有一半不是假装的，王老师笑着解释说，“这半只可不是那半只，这半只是我昨天刚做的，你放心，我给你的是真空包装的，不会坏。你回去可以尝尝我的手艺怎样。”

“哦，这怎么好！”我有点尴尬地说。

“客气什么。我也是想到你在南京读过书，肯定吃过这玩意儿，所以，特地带来给你尝尝，你要是喜欢，下次我再带给你。”

“多少钱？”我一边掏皮夹子一边问。

“唉，要什么钱，你要是给我钱，我就不送给你了，以后你想吃，到我那里去买我也不卖给你。”

他伸手按住了我正在掏钱的手。

我更加不好意思起来，犹豫了一下，我只好重新把掏出的钱放入我的皮夹中。

“哈，和你在一起聊聊天，很开心的。”他摇摇头说，“我主要是太忙，店里事情太多，你看，等会儿我就又得回去忙了，所以，每星期只能抽这个上午来看看书，放松一下。不然，我会经常来的。”

我笑着点点头。然后开始像他一样埋头吃饭。大约是养成了习惯，他又是几口就吃完了面前的托盘里的东西。

“你慢慢吃，我得走了。”他把空空的饮料杯放到托盘上，端着站了起来。

“好的。”我忙跟着站了起来。

“别忘了把我给你的盐水鸭带走。下次见面，告诉我味道怎样。”他提醒我说。

“好的。我马上就把它装起来。”为了表示，我立即把放在桌子上的那个马夹袋拿在了手上。

他笑了笑，端着托盘，转身向一个垃圾筒走去。我看着他把托盘上的杂物倒进垃圾筒中，然后把托盘放在垃圾桶的顶盖上，急匆匆地向罗马咖啡馆那边走去。

如果我记得不错，他上次也是从罗马咖啡馆那里出去的。

我终于想起来，在罗马咖啡馆的后面有个收费的停车场。我猜，王老师的车一定停在那里。

不用说，这是必然的。

这个让人慵懒的时刻，正是一天中普赖斯中心最热闹的时候，明亮的阳光似乎不是来自于天上的太阳，而更像安放在地面的泛光灯，把每一个角落都镀上了一层迷人的光芒，在我身边，几乎每一张桌子周围都坐满了人，在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响亮的音乐声中，他们边吃着汉堡和薯条，边聊着天，他们不时爆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深深感染了我，让我把目光从罗马咖啡馆的过道收了回来。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王老师就已消失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之中。

但我却没有从王老师那矮胖的身影中走出，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那天我和王军去买盐水鸭时他看见了我，才送我这只盐水鸭。

当然，这和必然偶然均无关系。

或许这只是我顾影自怜所产生的多余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也就是说，王老师那天并没有看见我，而他今天送我的这只盐水鸭，也仅仅只是一只鸭子而已。

责任编辑 何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