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骁锋

海那边,究竟有多少神秘的国度?又有着多少奇异的物产?

尽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是所有人都与生俱来的,然而,“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自豪与矜持,使炎黄子孙对异域的好奇仅仅停留在对海天尽头怅惘的凝视上,很少有人会扬帆远航去探寻波谲云诡的彼岸。绝大多数时间,他们只是慵懒地看着,看着浪涛深处,那慢慢从视平线上升起的疲惫船帆。

壹

古代中国与外界最著名的交通路线自然是由阳关、玉门关西出的丝绸之路。唐朝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但同时海路交通也在迅速开拓着。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渐渐移向东南靠近沿海,加之西域战乱阻塞了陆路,使海上线绸之路日益繁盛,最终驼队被帆船取代,海路成了主要途径。来自域外诸国的各色土产源源不断海运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便是海药。

中医所习用的药材,有不少品种其实国内并不出产,或者最初的产地不在中国。按现代的概念,属于进口药或是引进药。这些药材,古人称之为海药——海药者,来自海外异国的药材是也。

在药书中分辩哪些是海药其实有规律,不少品种光看药名就能有个初步的判断。一是药名冠有“胡”、“番”之类,像胡黄连、番木鳖、番泻叶什么的,八成都有飘洋过海的经历;二是如果药名中有“香”字,那么也可能有海外关系——即使在国内已经遍地开花,也该考虑它们的老祖宗是不是移民身份。因为海药中很大一部分,被纳入中国医药体系之前,都被用做香料。

当扛着麻包的苦力在生硬的汉话指挥下小心翼翼地走下跳板时,一股浓郁的香气顿时在港口中散发开来。这股多少有些诡异的香气夹杂着海风的腥味,由广州或是泉州出发,很快便进入了帝国的中心。

爱好香气是人类的本性,中国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也很悠久,《诗经》中就提到不少带香气的植物,《楚辞》更以“美人香草”之喻闻名。但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而且出产的香木香草,如兰、桂、白芷、郁金之类,香气大都不很强烈,尽管符合中国人含蓄清幽的审美观,可毕竟有些单调,于是异域的香料便有了市场。最晚在秦汉,便有香料传入,如胡椒、沉香、檀香、苏合香、迷迭香等,除了部分用于调味,最初大多数作为熏香使用。

当然,有些香料还具有特殊功能,比如鸡舌香。鸡舌香即丁香的果实——而作为中药的丁香用的是花蕾,很早便用来清除口臭,类似现在的口香糖,东汉应劭的《汉官仪》载:“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奏事”。

到了唐朝,用香已经深入了人们的生活,朝廷礼仪、寺庙法事都离不开焚香,名香薰衣、香汤沐浴更是社会普遍的风气。这种形势下,香料成了大唐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然而香料同时也是香药,自传入那天起,便有人探索这些陌生植物的药用价值。像鸡舌香,葛洪认为与黄连一起用乳汁煎:“注之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陶弘景则认为还可以“疗恶核毒肿”。可这些毕竟只是零碎的研究,对于越来越多的番邦异药,国人所知实在太少,如玄宗时御史杨范臣便在奏疏中称:“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为了适应这种要求,慢慢出现了一些探讨“胡药”的本草著作,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五代时的《海药本草》。

《海药本草》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和研究外来药物的专门著作,可惜南宋末年已经亡佚,现在只能从其他药书中辑录一部分。从辑录的124种药物来看,此书的重点是芳香药物,记载了五十余种香药,如青木香、阿魏、安息香、荜茇、肉豆蔻、毕澄茄、艾纳香、甘松香、丁香、没药等,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香药的出产国、生长形态、性味功能、主治疗效、真伪优劣鉴别以及炮制服用方法等知识,还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

从此这些香料很快被中医师所掌握,进入大小药铺,编入汤头歌诀,成了地地道道的中药。其中不少品种还适应了中华水土,滋润地生长繁殖起来。千百年后,连很多积年的中医师都不再明了它们的血统渊源,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得心应手的妙药,自盘古开天起,便已经生长在这片广阔的华夏大地上。

《海药本草》的作者是蜀中李珣。李珣填得一手好词,是“花间派”词人中重要的一位。他有一个妹妹李舜弦,也是个才女,与兄皆有诗名,并且善画,后来名声传到蜀主王衍耳中,干脆纳入宫中封了昭仪。

这样的文人兄妹自古不少,似乎并没什么很特别的。然而,如果你一查资料,那行蝇头小字入眼,便可能会大呼不可思议了:“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这蜀中词人老李,居然是个波斯胡人!

土生波斯,指的是在汉地出生的波斯人。据考证,李家先人是唐懿宗朝后期或者僖宗朝来华的,李氏兄妹当为其来华的第二代。李家世代经营香料,李珣由此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香药,这才有了《海药本草》。

从唐懿宗到五代王衍,不过五十来年,一个万里之外的波斯商贾家族,居然变成了一个吟诗作画的书香门第。

当时人们看着这位高鼻凹目蓝眼珠的胡人,一身儒士打扮,摇头晃脑地用地道的蜀中方言拉长声调吟唱他自己作的小词时,心中定然会觉得有些好笑。有次李珣的一位朋友便作了首诗来打趣他:

“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狐臭薰来也不香。”

外人入华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独你李珣不然,竟然花大力气硬学文章辞赋;但你李波斯文才再好,便有一天能折桂蟾宫科举登第,还是掩饰不了你那冲鼻的胡臭啊!

其实那首诗所嘲讽的“狐臭”,并不定是实指身体的气味,而是泛指别的一些汉人不容易接受的东西,比如信仰。

贰

波斯帝国在唐朝初年便已经亡于新兴的伊斯兰势力——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帝国大食,从此伊斯兰教成为原波斯国土上官方的圣教。三百多年后的李珣家族,自然也是穆斯林。

既是穆斯林,那么李珣一家便应该遵循伊斯兰的教俗,如杜环《经行记》所记:“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入华后他们的饮食习惯已无法考证,但从李珣所作的词看,他明显已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学子,作品中中国的史事典故用得极其自然,已与其他文人全无区别,甚至还有更真切的亡国之痛——不是为波斯故国而痛,而是感伤中华的蜀国之亡。更有意思的是,李珣还有一个弟弟,沉迷于道家养生修炼,晚年耗尽家财炼药,身边只余下道书药囊,是个狂热的修仙发烧友。据说他最终悟得了老庄的真谛,性情淡泊,一身仙风道骨,俨然是个老道。

两兄弟一儒一道,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还有多少伊斯兰教的“异域之常”。

这足以证明中华文化对异族人具有着多么强大的吸引力,不是连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都有过圣喻吗:“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毕竟,中华文明是当时世上最先进的,大唐的富庶更是天下闻名,“天朝”、“神州”,绝不仅仅只是国人的自称。

有件事能佐证这种万国向往的心理。随着贸易的发展,滞留长安的外国商贾越来越多,政府糜费甚大,德宗时曾对此整顿过一次,由宰相李泌整理长安的胡番户籍,要求胡人要么离境回国,要么加入中国藉,结果查出的四千多人没有一个愿意回国。

这片伟大的国土,不仅能把海外香料吸收为中药,更能把波斯胡人变成儒生道士。

岁月流逝,高鼻渐渐低下、凹目渐渐饱满,眼中的蓝色渐渐变暗、变灰、最终变成一点漆黑……千百年后,还有几人能记得他们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反正他们早已都是中国人。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一些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祆教等,但在唐武宗灭法后都一蹶不振。要么慢慢消沉、无声无息地湮灭于历史的背影中;要么躲入社会底层秘密结社等待时机,在历史舞台上时隐时现。此后的千年,活跃于中国大地上的外来宗教,除了最老资格的佛教,便是伊斯兰教。

李珣之后,商人继续乘着海船运送药材香料珠宝来到中国,留居中国的穆斯林越来越多,毕竟这个国家气候宜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又不多,还有政府官员颟顸而客气的招待……

最大规模的移民在元朝。且不说庞大的帝国摧毁了无数关隘边界,使得欧亚大陆门户大开,商路空前喧闹,无敌的蒙古铁骑也高唱着凯歌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外族人。来自中亚的阿拉伯工匠、学者、贵族、平民,牵着牛羊,捧着《古兰经》,踉踉跄跄地被赶入了这个正在承受蹂躏的古老国家。

在中国,穆斯林被称为“回回”。元代色目人中大部分都是回回,地位在汉人之上,仅次于蒙古人。

明朝是令屈辱已久的汉人为之精神一振的王朝。本着“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太祖朱元璋下令“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色目人自相嫁娶,强制变胡姓为汉姓,同时厉行海禁,一时间穆斯林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然而此时,伊斯兰信仰其实已经进入了很多华人心中,本土穆斯林也已经有了不小的数目,隐隐有了“回回遍天下”之势。民间相传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等人都是穆斯林,因此有“十大回回保国”的说法,还有人说连朱元璋的马皇后可能也是伊斯兰教徒。

十大回回具体是哪十位难以稽考,但有足够多的史料证明,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的确是位虔诚的穆斯林,他的父亲还朝拜过伊教圣地麦加。紫禁城的宫门再森严,也阻挡不了伊斯兰教的渗透。甚至朱元璋自己,也下令于各处敕修清真寺,还亲书《百字赞》褒颂伊教与穆圣。

到了这时,谁也无法遏制这个来自遥远沙漠的宗教的传播。无论政府冷淡也好、扶持也好、压制也好,几百年来,伊斯兰教都在暗暗使着劲,随处扎根,竭力伸展着身躯。

明代回民村落已经遍布全国,南北二京及各省都修建有大清真寺,甚至还发展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数量远远超过了元代。如果说李珣是变波斯为汉人,那么如今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日见兴盛,岂不是变汉人为外族吗?

叁

伊教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尽管可以从它强烈的入世精神上找原因——毕竟这种重现世与律法的特点,与儒家注重社会伦理有相合之处——然而绝不能忽视一个前提,那就是儒家“柔远人”的思想。正是这种抚慰与宽容,给了所有初来乍到的异族足够的信仰尊重。只要你们的教义劝人为善,不碍大纲大常,不蛊惑人心悖上作乱,就随你们闹去吧。何况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一步步靠拢儒家,一步步调和两者的差别。

神圣的教义,在回回们的阐释下,竟然有了很多儒学色彩。现存的很多伊斯兰教碑文中采用了大量程朱理学术语来发扬教理,如明嘉靖年间的济南清真寺《来复铭》,短短155字便不惜篇幅地用了“无极太极、两仪五行,元于无声,始于无形”等一大堆理学概念。从伊斯兰著作的汉译本来看,“以儒解回”的风气越来越浓,很多基本教义都深深结合了儒家思想。如将五功之一的“念功”概括为“敬天忠君孝亲,务践其实”。这种与儒家思想融合而形成的忠君爱国之情,使很多来华穆斯林都深深烙上了汉人的气节,仕何朝则忠于何朝。

面对这一切,中华文明的代表,儒家的传人兼卫道士们,就像饱经沧桑的睿智老者,冷静地观察着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打滚、翻跟斗、做鬼脸;最终竟然发现他走的与自己是同一个方向:你看他一样的敬天法祖,规规矩矩行善积德,正所谓“隔教不隔理”哩!于是老人长长松口气,闭上了眼睛。有时还伸出手搀这古怪的后生一把——在老人眼里,年轻人总是跌跌撞撞跟在自己后面的。

于是从当初的异邦“大食法”,终于有了中国自己的伊斯兰教:“回教”。中国穆斯林完成了一个奇迹,无中生有地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民族:“回族”——中华的回族。

没错,是中华的回族,他们已经渐渐本土化,再也离不开这片美丽的黄土地;黄土地也已经再不能割弃这些信奉真主的人——就像没有一本中国史书能忽略海瑞、李贽这些著名的人物。他们都是回族。但是谁又能说海瑞李贽身上体现的不是中华精神呢?

伊斯兰教教规极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同化的宗教之一。然而,与几百年前迎着初升红日、踩着漠漠黄沙出发时相比,入华后的伊斯兰教还是有了很大的差别,尽管不能说是被同化了。

至今为止,在中华文明不可抗拒的磁力面前,还没有一种宗教能完全保持其独立性。扎根越久,其身上的中华因素越多。最现成的例子是佛教。这个最早传入的外来宗教早就在传承中一步步走向中国化,其中最繁荣最有活力的宗派禅宗,已堂堂正正打出了“中华禅”的名号。

伊斯兰教进入被儒学浸泡几千年的领地后的发展,并不是变华为夷,而是被包容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就像香料进入本草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把伊斯兰教看成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从来没有感觉到来自穆斯林的威胁,至少在文化上。

从文化角度看,历史上反佛的著名斗士很多,而反伊斯兰教的屈指可数,至多有些大汉族主义者的歧视。如此宁静,不能简单说是因为回族只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毕竟连佛教徒都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

反对越激烈,说明两种文化的冲撞也越激烈,冲撞越激烈,得胜的一方也就能从中得到越多的补给滋润。且不说宋明理学得力于佛家多矣,佛教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的各个领域,思想、文学、艺术、政治……证明最简单,无论是谁,说话作文中都不知不觉用上来自佛教的词汇,自己却早已浑然不觉:思维、世界、实际、相对、绝对、昙花一现、作茧自缚……而来自于伊斯兰教的词汇少之又少。回回在古代对中华最大的贡献,不过是天文历法。这能不能理解为,儒家已经过了盛年,剩余的体力只能对异教进行一些单向的输出与改造,而再也无力消化吸收源自异域的营养了呢?

明清以后,儒家思想日趋保守,加速僵化,是不可讳言的事实。这种衰颓还使得它对外来一切——其中自然包括源源补充新生力量的伊斯兰文化的改造与影响,都一日甚于一日地力不从心。此时还能像当初李珣那样,只用五十来年便彻底汉化一个外来穆斯林家族吗?帝国的底气已经有些不足。于是,它紧紧关上了国门。

肆

有人认为伊斯兰的传教,是一手拿着《古兰经》,另一手拿着利剑。但这柄剑在中国出不了鞘,起码除了帝国的西北边缘,外来的伊斯兰势力还没有向中央皇权挑战的实力;而西北的叛乱割据,最终也只能是被严厉地镇压。更确切说,在中国,还没有一种文化能挑战儒学的权威,更别说取而代之。即使是剽悍的满人,也只能征服土地,不能征服汉人的心——无论情愿与否,他们自己反而成了汉人文化的俘虏。

但这几千年无敌的文化毕竟是在一天天地老迈下去。就像一个患上厌食症的枯槁老人,落寞地在黄昏独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的姿势一如既往的庄重威严,只是腰身有了些佝偻。那弯曲的背影被夕阳拖得很长,拖过大漠、拖过长城、拖过黄河、拖过长江······拖到了海上。终于,沉寂了多年的海面,又浮起了一列船队,他们来自更远的海外——海外的海外,地球那边。

船员们矫健跳下了甲板,迅速穿过海滩,重重地叩击着生满铁锈的国门。老人皱皱眉头,眯起了昏花的眼睛。随船而来的,除了永远不厌漂泊的商人,还有基督教传教士。为传教士开路的,居然也是药品。

相比当年的香料,似乎这回带来的药品更具奇效。区区一磅金鸡纳霜,竟然在全国名医都束手无策时治好了康熙的疟疾。可惜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医家们静下心来好生研究这种新来的洋药了,因为洋药背后的洋枪洋炮已经悄悄上膛。

一个“洋”字,也不自觉暗示了中国人的信心似乎有些动摇;否则,照样称呼来自远方的所有玩意为“番”、“胡”岂不痛快?

兵临城下的基督教文明已经从愚昧的神学中挣脱出来,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复兴,像个烦躁的后生,满身的力气急需发泄。他们的一手仍然举着《圣经》,而另一手已经用冷冰冰的枪管瞄准了火药的老家。而守护这个年迈帝国的,依旧还是千百年少有变化的刀枪剑戟。

闯入者也带了刀,柳叶刀。很多传教士都有一手好刀法,如美国人彼得伯驾牧师。他有医学博士的学位,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急先锋,入华后创建医院,1838年还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医药传道会”,被称为中国教会医药事业的鼻祖。

尽管伯驾也像其他教士一样,口口声声说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没有国别区分,但明显他更爱自己的祖国。借助高超医术获得的名声,他在签定中美望厦条约时为美国顺利得到特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被升为公使。伯驾的一个同胞热情地赞扬他:“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金鸡纳与柳叶刀为向导下,在隆隆炮声与“感谢上帝”的祷祝声中,中国门户最终轰然大开。中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悍的海上挑战。

然而剧痛与屈辱中也蕴涵着希望,还是那句话:两种文化的冲撞越激烈,得胜的一方也就能从中得到越多的补给滋润。往大处看,中华文明也能像对手那样在烈火中得到重生、重获青春吗?往小了说,中国的医学,还能像《海药本草》吸纳各国香料那样彻底消化金鸡纳、柳叶刀吗?

战争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