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凡德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历史上把这一时期比较清明的封建统治称为“贞观之治”。人们不禁要问,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史学家的回答是,因为那时国有贤君,朝有贤臣,家有贤后。

贤君

唐太宗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是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唐太宗登位以后,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太宗皇帝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优秀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

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唐太宗治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平时,魏征对唐太宗的谬误,常常能当面批驳,毫不示弱。有时激怒了唐太宗,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非常难堪。但魏征仍据理力争,继续规劝,直至皇帝口服心服,方才罢休。魏征逝世以后,唐太宗悲痛欲绝,说“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唐太宗治国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

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这是唐太宗治国的第三个特征。

贞观时期基本没有贪污的,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机会很少,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正如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贤臣

俗话说: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有首歌中唱到:一个好汉三个帮。君主再贤明,没有得力的大臣,也是白费劲。幸福的唐太宗遇上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魏征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魏征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魏征初事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太宗怀中。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病逝,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贤后

人们常说: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史书记载:长孙皇后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豫章公主早丧其母,后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尝白后,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史载: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

当她病重时,太子李承乾请求做佛事,为其祈福,皇后断然拒绝。

及疾笃,与上诀。后言于上曰:“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因取衣中毒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

长孙皇后,被誉为“一代贤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对其早逝,太宗哀伤不已,常举目远眺昭陵,自后未再立皇后。太宗崩,与皇后同葬一穴,开创帝后合穴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