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说今天的中国,我们又怎能绕得开“文化遗产”——这项“与时间赛跑”的浩大工程?2009年,无愧为“非遗”的中国年。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文化传承形态变成纸面上翔实的文字,一支又一支朴拙的乡歌野调成为民间传承的重要环节,一段又一段遥远模糊的故乡场景变得日渐清晰,一座又一座文化名城延续着古老的中国记忆。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中国为维护传统的文化生态所做的努力令全世界瞩目。

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甲骨文、青铜器、长城、故宫……以及极具特色的各个民族、民间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这些丰富的文化形态是中华记忆传承的载体,是日新月异的中国发展的依托,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嬗变,文化遗产饱受冲击,渐渐失却生存的土壤,甚至濒临灭绝。文化部曾经公布全国第一批51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到了非抢救不可的程度了,因为再晚一点,流失的会更多,等我们再想抓中华文明的碎片的时候,会发现留给我们的已经不多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上书,力主把北京城墙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但城墙被历史湮没了。而且,情形在50多年后依旧类似,承载着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已岌岌可危。

众所周知,我国研究鲜卑文化和敦煌艺术的物质性历史资料在英国和美国。就是俄罗斯和日本、韩国也都相继成为研究中国非物质、物质文化的前卫国家。最早发现的湖南滩头年画,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和日本的收藏家那里。

目前,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外来文化的装饰替代了传统装饰;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掌握一定传统艺术技能的民族民间艺人已为数不多,后继乏人。比如陇东的皮影,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演100多个剧目,现在最好的艺人也只能演20个剧目。西藏的扎巴老人能演唱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在他的记忆里保存着25部这样的口传巨著。随着他的逝世,8部《格萨尔》亡佚,被“抢救”出来的17部也只能存在于影像之中。现在能够完整地将史诗唱下来的人已不到10人,且大多年过花甲。

面临人亡歌歇境地的岂止是“三大史诗”?我们那些灯笼、风筝以及木版年画的手法和制作工艺也在悄然流失。作为唐代音乐再现的《唐和曲》,随着传人的离世,因无人记录而难以再听其“环佩之声”。满语在清朝时是官方语言,今天能讲满语的仅剩100人。纳西族懂东巴经的歌手,在几年前有6位,2001年剩下3位,今年只有1位了。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当时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各类剧种消亡了100种之多。这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警示与鞭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每年都要出台一份报告,为文化遗产保护敲响警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基绍尔·劳说:“如果有关部门不及时采取恰当措施予以补救的话,名单上的景点将会消失。”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兴起了申办自然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民间关注度也日益高涨,这对于保护我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大有益处。但另一方面,旅游以及保护不当造成“世界遗产”被破坏的报道也并不少见。

此次中国的22个项目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雀跃。尤其是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国人随即迎来了长达8天的黄金周,此次榜上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为了吸引客源,立刻就可打出这块新来的“金字招牌”。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世界遗产是张通行国际的世界名片,作为无形资产,潜在价值难以估算。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申遗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经济利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南丽江,仅2000年就接待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到2006年,这里的游客达到460万。其后,每年以3万至5万人次的速度递增。在一些人眼里,申遗成为快速提高地方知名度、创立文化品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一个法宝。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功利主义倾向,过多关注和利用遗产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对其精神内核、历史真实性和整体风貌的把握,曾经给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敲响警钟:武陵源景区大建旅游设施,泰山修建多条索道,曲阜水洗“三孔”,大足石刻被盗,武当山遇真宫被焚……都曾受到联合国专家的质询。

不难想象,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关地区可能都会走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路。但是,需要警醒的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以及相关地方政府,不能光想着怎么用好“金字招牌”。申遗成功后,除了高兴,更多地应该是压力,“后申遗时段”的路还很长。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权威认证”,而是出于尊重、珍视和对历史抱以温情的保护。若非如此,“申遗”不仅不足以保护遗产,而且将形成对非申遗项目毫不疼惜的摧毁,申遗成功会成为一个文化遗产被加以适合于表演的破坏性改造的开端。 张家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发展到今天的名利双收,正是得益于它较早地被列入到了联合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中。但是,它却在列入名录后一度被联合国黄牌警告。实际上,对于自然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如何在经济效益和遗产保护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在利用“世界遗产”这一金字招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以对它的开发与利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只能是附属功能。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申遗之路着实艰难,但申遗后的担子却更重。无论是《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还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有关机构强调的都是保护而非利用。事实上,申遗成功代表的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承诺,代表的是对自然或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担当。当文化成为遗产,伴随而来的,除了经济利益还有义务——保护与传承的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各地高涨的申遗热潮中,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平常心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与奋起。同样,对于自然与文化遗产来说,对它们的保护需要的是整个社会所逐渐培养起的意识与氛围,那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爱护,一种全社会对文化传承的共识,而并非仅仅是为了申遗而催生出来的动力。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建筑、器具、书画、习俗礼仪、手工技艺、表演艺术等以及与这些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元素,流过悠长的岁月长河存留至今,凝结着历史的必然选择,凝聚着人类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历经沧桑而脉络不断,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彰显着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性格。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数不清的辉煌的文化遗产被岁月的风沙掩埋了,已经有无数伟大的创造被时光的洪涛淹没了,消失的文化与文明不能再生,我们只能面对着远古遗址黯然神伤。对于当世现存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加以保护,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查到它们的时候,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和遗憾。

2006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四鸟绕日”金饰图案。这个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美丽金饰,形象地描述了古人原始的太阳崇拜,专家因此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此刻,无数个“太阳神鸟”般的记忆碎片,无数个对于这些碎片的执著追问,拼凑着我们明天回家的“识路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