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申遗工作走过一条艰辛而辉煌的道路。经过22年的申遗,我国已有38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27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稳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遗产的保护、监测、管理、利用等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33年前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充分尊重遗产所在国主权的前提下,承认这些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并通过国际社会的多方面的合作使之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世界遗产为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遗产保护有了生动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1985年春天,侯仁之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我国应“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同年11月,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推动了中国的世界遗产走向世界。

1987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同年12月11日,在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的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迈出了我国世界遗产事业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的新步伐。然而,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这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当天,只有《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出文物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是“加强保护,改善管理,搞好改革,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这天及其后数月,国内各大媒体对中国首次申遗成功都未进行报道。直到10年之后的1998年5月25日,才报道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6项遗产的“世界遗产证书”、“中国世界遗产标牌”的颁发仪式。两年后,首次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全面展开。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申遗热,提交到国家文物局的文化遗产项目达到129个,还不包括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跨省项目。然而申报工作却遭遇限额“瓶颈”,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做出决定:全世界每年入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尽管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个(最终通过的不足40%),但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仍然狭窄而拥挤。这使得中国“申遗”高歌猛进的态势戛然而止,后备大军不得不在独木桥前耐心等待。

在强大申遗热潮中,政府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中国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完善。2006年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这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用以保护日渐消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自己的节日,遗产保护也拉开了里程碑式的帷幕。其后4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相继颁发了《长城保护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随着世界遗产的金苹果频频落入中国,世界遗产在中国日益深入人心。如今,对于国人,世界遗产不再是陌生的词语,它已经走进大众的生活,甚至深刻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进行国民素质教育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宝贵的发展资源与软实力。在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坚守自己的文化遗产。

中国疆域辽阔,河山锦绣,文化、自然遗产极为丰富,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远不止目前的38处。由于现行申报规则的限制,今后虽会逐年增加,毕竟数量有限。我们需要将申遗的热情倾注到保护文化、自然遗产上来,确保它们得到“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让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作为世界遗产真实、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同时,深入挖掘其中厚重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为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我们还需要适应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新的形势和要求,充分吸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阐释世界遗产的重要价值,拓展新的遗产类型和遗产领域,不断提高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的工作水平。同时,积极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工作的规律、标准、措施和办法,为丰富和推进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