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晖

“二唐”与《文艺报》

“二唐”,指的是曾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唐因和唐达成。就是这二位还在任上的时候,我们这些下属,也大都这么称谓过他们。

“二唐”这个雅号,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播的,不详。只知道从五六十年代起,唐因和唐达成就在《文艺报》任职,后来,又双双打成了“右派”,发配去“劳动改造”。“文革”后,《文艺报》复刊,已获平反的他俩,又被调了回来,并且一直合作到八十年代中期。那篇很著名的评论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载《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印象中,该说是他俩共同署名的最后一篇长文。

我是1983年夏天调入《文艺报》的。在“二唐”手下当编辑,不过三两年光景,且居中,少说也另有组长、编辑部主任两层领导在,所以,直接打交道的时候,并不太多;公事以外的交往,更是近乎阙无。照理说,有资格写他们的人,绝不是我。

虽如此,我仍时时产生写一写他俩的冲动。哪怕是仅仅能够述录下我对他俩的一些很是零散的观感。先说达成。

人人知道,大凡单位招收新人,正式或不那么正式的面试,总归是一道必不可少的手续。面试到了达成这一层,该说已是我能否进入《文艺报》的最后一关。

此时的唐达成,在副主编的位置上,想必已有些年头,但,这位一望而知的“读书人”,看来依旧没学会正襟危坐,颐指气使。所以,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我,冷不丁地要接受一位文坛头面人物的“面验”,内心颇紧张,不足为怪。可他呢,也仿佛由于意识到了此刻自己三言两语甚或一言不发,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显得很不自在,甚至有点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