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田

改革便是改变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从改革的目的便可看出,时间的“新”、“旧”具有意识形态性。经济的发展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时间的“异质性”(与旧的、传统的时间相比)与“快速高效性”:“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19世纪20世纪的欧洲哲学是这种时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一切事物都泛出不可思议的时间色彩”(2)。据此,1980年代的改革小说作为当时社会改革的反映,与时间必然有脱离不开的关系。当然,小说作为叙事文学,与时间原本也有天然的联系。不过,本文不着重从叙事学角度研究改革小说与时间的关系,而着重从意识形态方面,也即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来思考改革小说与时间的关系。通过重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改革者以及改革的叙述者,都把时间放在生活、工作的中心地位,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但对这种重要性再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会发现时间常常具有专制作用,人被时间所控制,人为时间而时间——时间似乎成了人的“异化”对象。

时间的积极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习以为常,但其对社会与人性的破坏、解构作用,人们往往看不到,或者有意“悬搁”存而不论。鉴于此,本文着重从消极意义上理解改革小说的时间叙述与时间意识,以思考现代化进程中许诺与承兑、期望与实际的复杂关系与尴尬处境,以期对国人的现代性焦虑进行思考。

改革小说包括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工厂、企业、机关改革等),但限于篇幅及农村改革的目标主要也是实现现代化,所以本文主要以城市改革小说为例,分析改革中时间对人的多重作用尤其是宰治作用,从而分析时间的意识形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