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60周年。这无疑是一个使中国当代文学60年重新历史化、整体化的时刻。

去年我们的视野更多地投在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视域上,一如三十年来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势变化及其“拨乱反正”,强调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文学区别甚至“断裂”,但“60周年”的时刻说来就来了,猝不及防又在情理之中,此时我们又面临着如何将两个三十年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将60年文学重新历史化、整体化的时刻,也就是重述历史的时刻。

60年共和国历史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整体性,同时也强化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和合理性,它直截了当地将“新中国性”或“共和国性”与文学的“当代性”联结、贯通起来,我们与共和国以来的人们,与共和国以来的文学,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我们最普遍的认同。但就“文学”及其标志的作家和作品这些更具体的事物而言,“当代文学”的概念在这里仍然存在着技术上的、语言使用上的、学科上的尴尬。60年来的中国文学,其间变化翻天覆地,代际嬗替频仍,那些已故去的作家,那些已掩入历史门后的作品,还能称其为“当代”吗?如果在社会生活中、在普通人的日常理解中,“当代”与“当下”相去不远,人们很少会称一个已故的人为“当代人”,他们已进入“历史”。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强行占有“当代”一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