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光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记载了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共1363年的历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这部皇皇巨著中，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以加强统治，但却鲜载文人墨客。这是为何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司马光以宰相的胸怀编辑《资治通鉴》，以政治家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其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而《通鉴》中亦明确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亨。”

清末大家顾炎武曾与友人李因笃叙及“通鉴不载文人”，当时李对此颇为不满，发牢骚说：“太史公称赞屈原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不是‘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而顾炎武不以为然，反驳道：“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接着，他举了一例：一天，翰林学士丁居晦被也喜欢文学创作的唐文宗李昂召见，言语间文宗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极不给面子地说：“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丁居晦不但未因此惹祸，反而被文宗委任为御史中丞。最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评李因笃说：“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

又一次，文宗又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大臣郑覃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热情，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于此可见之。而著名学者王夫之更是认为：“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通鉴》虽不载文人，但却很看重是否能写一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意思是说，班固叙事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

魏征曾作文说，写一手好文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劝诫帝王，能臣进言献策，忠义之士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此观点与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

编辑／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