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大多数人认为，“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是不平等条约，但翻阅有关这段历史的文字，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二十一条”究竟是卖国条约，还是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呢?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抱成团儿与另一团伙的德国及奥匈帝国捉对厮杀，欧洲大地刀光剑影，狼烟四起，日本见欧洲列强无暇顾及远东地区，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扩张的机会。

当时，德国在中国势力不大，根基尚浅，且又被欧战缠身，日本这时对德国宣战并占领青岛绝对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好买卖。于是，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随即在德国胶州湾租界之外的龙口登陆，并向青岛发动进攻。

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青岛很快失守。接着，日本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侵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

但日本不会仅局限在青岛一隅，1915年1月18日，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时，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也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并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的，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和颜悦色地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于是，袁世凯便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这给当时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各方的压力下，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至四号及福建问题给予“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在会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目前只能暂时取辱，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权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当事人曹汝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国耻面前，凡国人当身同感受。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霄壤之别的。在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一、二号中的十-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譬如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的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诸问题，袁世凯就曾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后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日本人向中国人购地、租地问题，因为袁世凯暗中制定了惩治国贼条例交给东北地方官员，所以日本人根本就买不到也租不到地。而那些受聘的日本人员也表示：“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即使是这样，日本的强蛮恶行还是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绝不屈服于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会收到潮水般涌人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外交失败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还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99年等，都是丧权辱国的。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该条约“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其中的无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来看，当时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算是可圈可点，后来历史学家将“二十一条”认定为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毕竟，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所谓“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外交人员更是在火上烤也。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