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珥

1909年5月27日，正厅局级干部(广西补用道)刘士骥，在广州家中被八名壮汉乱刀砍死。这位负责广西招商引资工作的官员，刚刚结束了为期近…年的北美洲之行。

此案一出，震撼全国，并波及海外华人圈。

因事关重大，大清警方迅速撒网布控，不久就抓获了一名叫骆木保的凶手，他供出领头者是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得力助手——何其武。根据日本驻香港领事发给东京的秘密报告，案发后，何其武逃奔暹罗(泰国)，而真正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则逃往爪哇(夏威夷)。刘士骥的儿子刘作揖前往北京，向中央都察院提交了康有为亲笔写给刘士骥的恐吓信，证据确凿。于是，广西巡抚张鸣岐立即发布通缉令，要求缉拿康、梁等七人。

刘士骥的死因，起于两年前美洲华侨富商叶恩计划回国开办振华公司之时。当时，振华公司得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好业务：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开采银矿。《清实录》记载，政府希望将这家公司树为“内地实业模范”。

贵县的三岔山富产白银，1896年，当地曾成立了华兴公司进行开采，产量很高，但因为管理不善，两度更换股东都被迫倒闭。为了招商引资，广西巡抚张鸣岐承诺对外资给予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了叶恩等人。这一年，美洲殷实侨商叶恩、欧榘甲、梁少闲、刘汝兴、刘义任应广西政府的邀请进行实地考察，并申请设立了振华公司。考察团对广西的招商引资环境十分满意，决定回美洲招股集资，张鸣岐便特派刘士骥作为政府代表同行。这五名华商均是保皇党骨干，而刘士骥也是康有为的同年。此时，大清国已经宣布将实行立宪改革，痛恨康、梁的慈禧太后也已去世，海外的保皇党不再是大清的政敌。

广西的银矿，也牵动着康有为的心。自庚子事变后，康有为便率领着保皇党，开展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全党经商”运动，保皇党的工作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扒分赚钱上。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做法，加之内部腐败，令保皇党的实业亏损严重，而康有为本人则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叶恩后来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保皇党折腾多年，贵县银矿是他们碰上的最好机遇，但叶恩这些侨商目睹了保皇党内部的腐败，何况保皇党那“爱国爱党”的招牌早已成了垃圾股，在资本市场上毫无吸引力，所以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并公开宣称这家公司是纯粹的企业，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加上开采银矿的巨大吸引力，美国、加拿大的侨商争相人股，保皇党原有“党营企业”的股东们纷纷抽资撤离。康有为得到线报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被揭发)，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人心九成尽归振华。”

此前，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都被称为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康有为“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俨然成了穿着保皇外衣的黑道。看到振华公司大得人心，保皇党公然置美、加法律于不顾，发布命令：“未入党不准招股。”但由于人心已失，地下帮会的势力也已大多落到了革命党手中，此种夜郎自大的命令遭尽白眼。随后，康有为又命令徐勤等人发布公告，宣称“刘士骥阴招叶恩等搜括全党之财”，叶恩等人则针锋相对：“全美华侨今日多出一钱加入振华股份，异日即少却一钱以供康、梁挥霍。”最后，康有为等又向美国警方举报，指控刘士骥“招股行骗”。刘士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预和解释后无罪释放。

在保皇党的重重干扰下，振华公司依然成为海外招股最成功的大清实业：认股高达300万元，首期实际到位的股本金为100万元。

但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努力，据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在刘士骥携款回国经过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十多天后，刘士骥即在家中死于非命；三个月后，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刘义仁也被人毒杀。一连两起命案，叶恩等人不得不雇佣大量保镖，“出入率以死士自随”，严密防范。

大清政府确定康有为是凶案的幕后指使者后，康有为反告欧榘甲等股东杀害刘士骥，而动机就是要“嫁祸”于自己。同时，康有为还以海外股东代表的名义，指控叶恩、欧榘甲等裹挟华商股金，要求大清“商部”和两广总督“立行电令停止生意，封存款项”。见这些都不起效，康有为便将矛头指向“强盗巡抚”张鸣岐，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指控叶、欧等人其实是潜伏在保皇党中的革命党，目的是为了推翻大清政权，而张鸣岐受贿后“包庇欧榘甲等奸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要求中央特派钦差大臣查办，振华公司另派人接办等等。尽管康有为频繁变招，闹得不亦乐乎，清廷始终不为所动。

而在海外，保皇党一方面放低身段，到处向华商们解释历年商务亏损情况，另一方面则高调地将叶、欧等丑化，甚至不顾已经嫌疑在身，扬言日后还要报仇。

叶恩等人愤怒之下，进行了舆论还击，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梁启超在这一大事件中保持了中立，仅在清廷通缉他之后，致信张鸣岐，辩解此事与他毫无关系，并没有为康有为及保皇党做任何开脱，甚至还指出这一悲剧与康有为的任人唯亲有直接关系。

振华公司命案，令保皇党在海内外人心丧尽。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两年后，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日本，认为康“若仅为政治犯，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这些华商还说：“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人。”

康有为一派，无论是政治上争权，还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之先河。岭南学堂监督(校长)钟荣光指责他们说：“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而刘士骥的好友、甲午战争时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与康断交，并在为刘所作的挽联中痛斥这位伪善“圣人”：“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

编辑／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