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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学

2009-01-07郭立彬董彦格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09年12期
关键词:抗战时期文学

郭立彬 董彦格

摘要:抗战时期,在日伪法西斯文化专制下,华北沦陷区的爱国进步作家在险恶的环境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抗日情感,批判色情文学,提倡乡土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小说创作呈多元化态势,散文创作以闲适性为主要特征,对诗歌形式也进行了多方探索。

关键词: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学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学从1939年开始兴起, 1942年发展繁荣,1944年以后萎缩。在日伪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下,抗日爱国的进步文学遭到摧残,然而爱国的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坚持战斗,表达抗日的民族情感。华北沦陷区文学批判了低级庸俗的色情文学,提倡爱故乡爱本土的乡土文学。在文学创作上,从文体的运用、题材的选择,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从批判色情文学到提倡乡土文学

抗战初期,华北被日寇占领。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进行奴化教育,摧残爱国的进步文化事业,作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没有创作的自由。在这种政治高压态势下,那些言情、武侠、黑幕、侦探等格调低下、脱离现实的消遣文学和色情文学,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曾一度泛滥。《我的初恋》、《少妇》、《流线型的嘴》、《性欲生活》等色情作品到处流行,耿小的、公孙嬿等色情小说家成了京津一带的风云人物、最受欢迎的作家。公孙嬿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海和口哨》、《真珠鸟》、《红樱桃》等一系列色情短篇小说,引起了一些正义作家的批评。铁华的《华北文坛的末路》、夏虫的《论色情描写》、谢溥谦的《谩骂与批评家》、穆穆的《答公孙嬿君》等,纷纷批评公孙嬿和色情文学。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色情文学的论争成为当时华北沦陷区文学界注意的中心。《艺术与生活》杂志刊出“色情文学争论特辑”,《中国文艺》、《东亚联盟》、《国民杂志》等刊物也陆续刊登有关这方面论争的文章。通过论争,色情文学遭到批判,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随着色情文学淡出华北沦陷区文坛,从1942年下半年起乡土文学在华北文坛形成一股潮流。山丁、黄军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在对乡土文学的探讨中,有的杂志召开座谈会,有的开辟讨论特辑。有人认为乡土文学就是要写农村生活,以田园为题材。也有人认为乡土文学不是乡村文学,也不是农民文学,而是具有地方色彩的故乡风土文学。总之,乡土文学要求以现实主义创作来纠正华北沦陷区文坛颓废堕落之风,唤起民族良知、民族热情,要忠于故国故土,隐含着民族主义立场和个人道德实践倾向,具有积极进步意义。

在北京沦陷区,活跃着袁犀、梅娘、山丁、萧艾、萧菱、雷妍、毕甚初、马骊等一批年轻作家,他们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袁犀的小说集《森林的寂寞》、《时间》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的某些生活侧面。女作家梅娘在北京发表了《蟹》、《鱼》、《蚌》等作品,刻画了知识妇女的性格心理,蜚声华北沦陷区文坛。雷妍同样具有女性意识,作品多取材于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山丁的《绿色的谷》、《山风》、《丰年》等,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沦陷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的苦难。此外,短篇小说《战傈的人》、《五月农村》、《乡怨》以及长篇小说《生之回归线》等,也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暴露了社会污浊,具有一定社会认识价值。这些作品的出现,不仅扼制了色情文学的泛滥,而且促进了华北沦陷区新文学的发展。

二、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创作特点

1、小说创作的多元化

华北沦陷区文学在小说创作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态势。1939年华北沦陷区兴起了校园文学热潮,也标志着华北沦陷区小说的产生。校园小说的代表作家张秀亚,他的中篇小说《皈依》和《幸福的源泉》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作者试图以自我与社会的对话,进行某种心灵的沟通,却未获成功。面对民族命运的巨大转变,在前行无路的困境中皈依宗教。校园文学的另一代表作家是赵宗濂,他的小说集《在草原上》,以充沛而真挚的激情和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犀利透视,成为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先声。

继校园文学勃兴的余势,华北沦陷区小说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多元的开拓,走出了单纯的农村题材、爱情题材的狭小天地,作家的笔触更为关注城市中各阶级、阶层的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于是出现了擅长工厂题材的张金寿,熟悉京城风俗人情的萧艾,描绘青年艰难成长的心路历程的王石子,辛辣嘲讽贪官污吏的田秀峰等。

毕基初的山林小说创作,刻画了形象各异的山林草莽人物,在为正常社会秩序所不容的极端状态中开掘民族意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引发了华北乡土文学的勃兴。关永吉是华北文学中最早倡导乡土文学的作家,他的《牛》、《苗是怎样长成的》等小说表明作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人文关怀。

华北沦陷区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创作的风行是一种非常醒目的文学现象,例如白羽的武侠小说、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小说创作于多元中透露出成熟,体现出非常时期文学的美学追求与社会道义、责任感的融合。

2、散文创作的闲适性

华北沦陷区散文创作以“个人性”、“闲适性”的随笔小品为主潮,知识小品随笔创作形成强势。资深作家多热衷于创作抒情状物小品和知识小品,周作人《谈鬼怪》、沈启无《无意庵谈事》、永明《听雨庵随笔》等,是这类散文中的代表作。

随着张秀亚、毕基初、林榕等一批年轻诗人的加入,华北沦陷区的小品随笔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散文创作态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人性散文中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反抗奴役的时代主旋律相融会,显示出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他们的作品虽也偏重于知识理趣的叙写,却又时时让人感受到青年期的压抑与苦楚。林榕的《远方的梦》,所传达出的正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年轻作者共有的苦闷的心绪,并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基本意象。

华北沦陷区散文作家进行小品随笔创作,对于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3、诗歌形式的多方探索

40年代初,华北诗歌开始复兴,一批青年诗人率先打破沉寂,出现了以校园诗歌为先声的新诗,成就较为突出的有南星、李曼茵、何漫、吴兴华、查显琳等人,随后形成了以艺术和生活社、《中国文艺》、高校为中心的三大诗人群,构筑了华北沦陷前期诗坛的基本格局。华北青年诗人诗作中的意象多凄清、悲凉,但诗风清新显豁。

华北的沦陷区后期的诗歌创作侧重于诗歌形式的多方探索,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吴兴华。他的《森林的沉默》、《刘裕》、《秋日的女皇》、《柳毅和洞庭龙女》等诗作,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文学气息,视野开阔,形式多样,技巧娴熟,是华北沦陷区诗歌中的上乘之作。张秀亚的《水上琴声》、毕基初的《幸福的灯》、高深的《奴隶之爱》等作品,有叙事、有抒情,借古讽今,抒情写意,结构、韵脚、节奏、排列等方面都较为协调。

总之,华北沦陷区文学批判了色情文学,以校园文艺开始复苏,以寓有民族意识的乡土文学迎来中兴。它讲究艺术手法上的细腻、入微,追求冲淡雅闲的美学风范 ,小说创作呈多元化态势,散文创作以闲适性为主要特征,对诗歌形式也进行了多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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