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红梅 顾 光 戴 政

摘要:《圣经》与西方近代文学的每一次时代嬗变都紧密相连,是西方文学的一大源流,本文主要从圣经的文学角度,以西方古代文学到西方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为文学史标志点,探讨《圣经》对西方文学发展和演变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西方文学

《圣经》是一部宗教典籍,是基督教文化的支柱,主要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中国圣经评论家朱维之先生说:“一部《圣经》包含三种宗教,它的神话、传说代表原始自发的宗教,《旧约》的大部分代表希伯来的民族宗教……《新约》是基督教一个宗教的经典,……人为的现代宗教。”[1] 同时《圣经》又是一部涉及政、法、文、哲、史等诸方面的巨著,《圣经》基督教是西方文学的一大源流,在古、近和现代英语作品中,对《圣经》形象、场景、故事等的借用或演绎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基本框架、创作素材等。“各个时代的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从《圣经》中获得的启迪,因此研究西方文学,没有对《圣经》的最起码的理解显然是无从下手的。” [2]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没有第二部书能像它那样对西方文学家的创作产生过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代表着古英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创作素材则是直接取自《圣经》,是对圣经人物故事的演绎。诗中颂扬了半人半神的贝奥武甫,他是民族英雄摩西或少年英雄大卫的化身;而巨妖格伦德则是弑亲的恶人该隐的后代。

凯德蒙(约670)是第一个英语基督教诗人,他的全部诗作基本上都以基督教为主题,甚至是对《圣经》的同名章节进行诗体的诠释,属于照搬《圣经》题材类。而其之后的琴涅武甫(约8或9世纪末),其《基督》、《使徒们的使命》等诗歌作品也都是以圣经故事为背景创作的。

二

十三世纪是中世纪欧洲社会发展的顶峰。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曾被恩格斯认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其代表作《神曲》也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历史上的精神食粮。它采用中世纪梦幻文学的方式,根据《圣经》基督教的宇宙人生观描述了自己经历地狱、炼狱、天堂,最后见到上帝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史诗,借此寓意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这与《圣经》神学理论一脉相承;在内容上,《神曲》在众多贤哲中提及了《圣经》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挪亚、摩西、大卫、耶稣、圣母、彼得等,对《圣经》中的说教、象征、启示、福音等均有详尽的刻画。作为世界名著,《神曲》无论从结构、技巧、主题、内容来看,都是“诗化的《圣经》”。[3]

14～16世纪出现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如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其中莎士比亚(1564～1616)为杰出代表。据莎翁研究家们统计,他的作品中大约有八千出处来自《圣经》,没有《圣经》会有伟大的莎士比亚吗?莎翁普遍的观点很多来自《圣经》,而他借用最多的是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如在《哈姆雷特》中,主人翁的父亲被他的亲兄弟克罗底亚斯所杀。但莎翁的用意却并非单纯的仇杀、悲剧本身,如同他早期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其作品的主题始终都贯穿着圣经的仁爱、博爱的基督精神,即用“爱”去溶解一切罪恶。

17世纪产生了清教徒文学。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圣经人物和典故往往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成为重要的象征手段。其中以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和作家约翰·班扬为代表。

弥尔顿的代表作《失乐园》、《复乐园》均选自《圣经》题材。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出自《旧约·创世纪》,体现圣经“人性原罪”和“上帝审判”观,认为人类经不起引诱而感情冲动导致违禁犯罪,意志薄弱是人类不幸的根源。《复乐园》取材于《新约·路迦福音》,描写耶稣拒绝魔鬼撒旦的引诱,表达了基督的意志和力量。这些长诗吸收了圣经文学的象征和寓意手法,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对个人灵魂的重视及对人类终于复兴的信念。值得指出的是,弥尔顿在他的诗不是对《圣经》中人物、故事和语言的简单重复和搬用,而是借用《圣经》的热情和幻想来抨击时政,憧憬未来。

班扬(1682-1688)的寓体小说《天路历程》与莎士比亚之前最杰出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诗人乔叟(约1342-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主旨则紧紧围绕《新约·马太福音》所宣扬的只有敢走“窄门”属灵之人才能获得新生到达天国(实现革命理想)的道理。意在启示绝望的人如何寻求救赎,如何寻求精神回归的心路历程,以期用圣经的“荣光”使“最黑暗的夜晚变成明天。” [4]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最畅销的一本书。

三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文学作品离不开原型,是文学作品的大语境;而原型来自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英国文学发展的前期(约公元5、6-18世纪),由于宗教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垄断性和政治上的权威性,以及《圣经》本身的文学魅力,合在一起对西方文学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圣经氛围”,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沉淀在欧美民族意识的深层,影响西方作家尤其是英美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圣经》不仅为古、近代的西方文学提供了一个整体的结构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在西方文学中“一直运行到十八世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迄今仍在其中运行”,叙述结构则基本上呈“U”字形[5]。从《圣经》神与人的关系上看,人的能力显然与神是无法比拟的,神人合一无疑赋予了人一种超能力,而神与人的分离则使人陷入了低潮,从而在表现手法上出现了“合-分-合”的结构,也使得整个故事高低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前文所提及的《神曲》、《失乐园》、《复乐园》等均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甚至现代作家们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在主题、故事和人物等方面与《圣经》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都有来自《圣经》的题材,甚至现代作家们很多作品的从书名到故事情节都借用《圣经》,如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著《押沙龙,押沙龙!》,借用《圣经》中大卫王与逆子押沙龙的故事;戈尔丁主要综合了亚当、该隐和撒旦三个圣经人物而塑造了《塔顶》中主人翁约塞林牧师的形象。即使在目前极为畅销的以魔法故事为中心的儿童小说《哈利·波特》中,《圣经》的人物与叙事结构的影响比比皆是。如小说的主人公哈利·波特兼具了圣父和圣子的双重形象,伏地魔则是撒旦的化身,小说也采用了人与魔法的结合与分离的“U”型结构,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圣经原型和意象的巧妙运用,突出表现了作品所要揭示的仁爱宗旨和基督教的善恶观。

虽然《圣经》主要是以宗教经典而非文学名著的身份著称于世,但《圣经》早已在欧美人中深入骨髓,其所代表的信仰和传统构成了他们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在各个时期制约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各种形式的精神活动,从而潜入文学史发展的更深层次,“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渗透着基督教或《圣经》的影响”[6]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 朱维之,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J]. 外国文学研究. 1982,4:45 。

[2] 诺思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Michael Sugrue, Andrew Fort, Robert Hollander.

The Bible and Western Culture[M]. Lecture 14,15. Superstar Company, 1996.

[4]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The

Zondervanan Corp,1990.

[5] 诺思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刘意青, 《圣经》的文学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