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挥

天津这个水旱码头，南来北往，五方杂处，催开了曲艺的万紫千红，但时调是俗歌俚曲，难登大雅。新社会，时调翻身，王毓宝功不可没，她说新唱新，把市井小调净化为革命样板，“天津时调”应了景，过了关，还扎了根，待到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是民间的调

王毓宝一辈子忘不了高五姑。

上个世纪20年代，高五姑享誉津门。她唱时调，高亢激昂，内里却凄楚悲愤，“一出风尘便不凡”，当时的新老茶园子都争着聘请她去演唱。高五姑乘坐的豪华包车，光照明的灯就有四盏，车夫在场外伺候着，远远地看见亮光过来，便知道是五姑唱完了夜场。只是高五姑被人教唆，抽上了大煙，声容顿减，三十一过老板就不买账了，她被撵出了舞台，逢了严冬，在一家白面儿馆里冻饿而死。同行赶来收敛尸骨，已经晚了，她已经被排子车拉到野地里埋了。

王毓宝为艺人的前途心惊胆寒。父亲安慰她，咱不打算一辈子唱时调，你帮爸爸挣几个钱，以后选个好女婿走就完了。王毓宝还是唱了一辈子，也红了一辈子，她13岁登台，到今年8月，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正好82岁。

“蜻蜓虽小，够多么样儿的玲珑”

时调就是“时兴小曲儿”，盛于清末民初时期，主要包括天津土生土长的靠山调、鸳鸯调、大数子和一些从外地流入的民歌小曲，如《拉哈调》《后娘打孩子》等。起初是搬运工、轿夫、绱鞋匠以及剃头匠等穷苦人的自娱自乐，后来才出现了专业艺人，比如王红宝，被誉为“时调中的谭鑫培”，有人形容她的声音“像笛箫一样晶莹透体”。时调也有传入烟花柳巷的，成为妓女傍身的技艺，被称为“胶皮调”“窑调”。虽有反映时事的曲目，如《民国六年闹大水》《直奉战》等，时调里多的还是俚俗小曲，像《情人顶嘴》《单顶嘴》《双顶嘴》《从良后悔》《跳槽后悔》《妓女悲伤》《寡妇托梦》《嫖客收心》等。

王毓宝入行就是为了“一口饭”。1926年，王毓宝落生在天津市河北大街石桥西胡同的一户手艺人家，六七岁就开始走票，以票友的身份演唱时调。父亲王振清，是大宅门里的油漆匠，酷爱演唱靠山调，老年失业后，每天拿着弦子给人家去“溜活”。家里除了当就是卖，只得教女儿唱时调，维持一家八口的生计。父亲没文化，讲不出“出字归音”的道理，只在口型上找，每当王毓宝唱对了，他就说“字正了，口型就别动了，一动，字就跑了”，要求王毓宝将那些坑坑洼洼的小腔都唱准了。王毓宝的父亲爱惜这个曲种，从来不肯向女儿传授那些坏段子，靠父亲口传心授，靠听别人唱时照葫芦画瓢、死记硬背，王毓宝出了师。小小年纪便崭露头角，受到行家夸奖。她嗓子又冲，唱得字眼又清楚，人们说，这嗓子算没“挡儿”了。1946年的《天津中南报》记载：“盛况空前，座无隙地，捧者如狂。”

只是在旧社会，曲艺演员都被统称为吃开口饭的下九流，时调地位更低。天津著名的歌舞楼“小梨园”，观众多是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听说王毓宝的时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才破例让她上场。结果一场比一场叫座，时调总算登了回大雅之堂，王毓宝再也不用为“唱一段一打钱”的小茶社演出而拿包银了，日子也就不为难了，能坐包车，也能置新褂子、新鞋。但时调毕竟是小曲，比不了京剧是国戏，买房子置地还是不敢想，也就是一个小康。

“一夜金风扑面吹”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只用了1天时间，就攻进了天津城。天津军管会文艺处成立了旧剧科，专门负责戏曲、曲艺方面的工作，还给艺人办了学习班。艺人们恢复了演出。王毓宝仍旧赶场谋生，还是一粒散砂。直到1953年，经人推荐，她加入了天津广播曲艺团，听说这里挣死工资，看病能报销。王毓宝从此正式成了公家的人，一天8小时，一半学习，一半搞业务。她还唱，但都是对着电台的话筒唱，因为当时录音设备简陋，基本上都是直播。

新政权下，旧艺人的改造提上了日程。戏曲界明确提出了“改制、改戏、改人”的“三改”方针，不变也得变。

解放前红透天津卫的小彩舞，即后来的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天津文化局的干部亲自去看她，她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不唱新节目”。干部再次动员她时，她说，“我从三轮上摔下来，把脑子摔坏了，记不住新词”。但她不久就进了步，演了志愿军英雄吕松山，也演了《新事新办》的妇女主任，还赴朝鲜慰问演出。

王毓宝也得改。组织安排王毓宝改唱单弦新曲目《罗盛教》。结果群众提意见，说王毓宝唱单弦全是时调味。王毓宝当场撂了挑子，“我不唱这个了啊，你不要我唱时调我走了，不干了！”领导只得同意她继续唱时调，但必须改，而且不能新瓶装老酒。

可人们的观念当时还比较保守，骆玉笙创新的唱腔曾被许多人讥讽，认为是非驴非马“四不像”。王毓宝顶着巨大的压力，与祁凤鸣、马涤尘等著名弦师合作：放弃了场面桌；取消了每番最末一句必加“哎咳呦”的老套子，改编了新曲目，比如《摔西瓜》，内容是看情人，买了半斤螃蟹十两虾，怀抱一个大西瓜，没留神就摔一马趴，螃蟹跑了，虾也蹦了，还摔一身稀泥。这个憨厚活泼的新时调，得到了满堂彩。此后，《提意见》《制寒衣》《绣荷包》，新鲜的小曲一段接着一段。时调正式更名为“天津时调”，老树开出了新葩。1957年11月29日《新晚报》一文说：“时调由于解放前一度流于低级趣味，解放后遭到人们摒弃，然而现在的时调在天津遍地开花，天津职工汇演中最普遍的节目就是时调，这不能不说时调革新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

“清浊分流，还要分咸淡”

1958年，王毓宝赴福建慰问演出“天津时调”，观众看不懂了，为什么这个“好听的女高音”只是徒手站在那里唱，这是时调的老传统，多少老艺人就是背着手，站在舞台上，以唱取胜，唱完一鞠躬就下台了。但群众提出了意见，王毓宝就上了心，她半路出家，开始学习动作，解决了“手往哪里搁，眼睛往哪里看”的问题。

“天津时调”还得变。1958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著名作家赵树理当选为曲协主席。他撰文《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在今天，已经没人怀疑自己不是主人了。当了主人，就要问一句：我为社会主义服了什么务？大家都在大跃进，我们曲艺界要配上步子。”

曲艺界的“改进运动”渐渐演变为反映新时代、新内容的“说新唱新”运动。要赞美新社会新生活，歌颂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欢呼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重大事务，如《婚姻法》的颁布等等进行宣传。1958年，王毓宝以《翻江倒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这个曲目是反映天津人民根治海河事迹的。小调唱出了大气魄，“见无数的大标语，颜色真鲜艳，上面写清浊分流，还要分咸淡，好几十万大军，那干劲冲破天。铁锨翻上下，土车似火箭。红旗在满天飘，平地开大川。”汇演期间，不少知名歌唱家登门求教，有人连夜抄写《翻江倒海》的歌词。

王毓宝同期作品还包括《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送我上讲台》《红岩颂》《常青指路》《清华参军》《重上井冈山》《刘主席来到花明楼》等。由她演唱的天津时调《大寨步步高》，更是红极一时，唱响了全国。1972年，王毓宝推出了《军民鱼水情》,出现了满街传唱“红旗飘飘，歌声阵阵”的盛况。

“丹桂开花不大自由”

文革期间，“天津时调”被视为“出身不洁”的黑五类文化，开始在舞台上销声匿迹。王毓宝也在劫难逃，“说我是特务，其实我嘛也没有，都是别人咬的，我说我从小干这个，我要有那能耐我不干这个。”王毓宝被关进了“区别对待组”，团里还有“坚决打击组”，寒冬腊月，这些“牛鬼蛇神”都得上外面去捏煤球，包括拉坠琴的瞎子。王毓宝被放出来后，去买月票，才知道日子不短了，已经八个来月了，82岁的老母亲不见了闺女，天天坐在家里哭。

王毓宝又开唱了，名气越来越大。一天夜里12点，王毓宝刚刚睡下，又被人拍门叫醒，说是首长接见。王毓宝匆匆赶到了干部俱乐部，等了好久，刚洗完澡，还穿着睡衣的江青出现了。江青要听天津当地的曲种，王毓宝为她演唱了《大寨步步高》和《秋景》，江青追问王毓宝，会唱老的吗？王毓寶回答，老词都忘了。看见王毓宝穿着土啦巴唧的蓝布褂，留着革命的“卓娅头”，江青责备她，说演员怎么能够打扮成这样啊？也不烫烫头发。演员就该有点特殊化，布拉吉也得穿，别打扮得男女不分。打那以后王毓宝就烫了头，因为是“首长”命令的。

王毓宝给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周扬等都唱过天津时调。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了《心中的赞歌向阳飞》，“我唱洪湖水，总理拍手随，我唱南泥湾，总理来指挥；再要往下唱，总理怕我累，站起身叫我坐在他周围。”每次唱到这里，王毓宝一字一泪。而对于江青的讨伐，则是“喜听大地响春雷，党中央斗战妖魔除掉白骨堆”。

“今年飞过去，明春转回”

“‘天津时调，它一直是跟随时代与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前进的。它的面貌日新又新，步伐不停，因而它才一直葆有艺术的青春。”这是天津市曲艺团原团长王济的总结。而王毓宝真正成了时调的大家。一亮嗓就先声夺人，穿云破石，拔地而起又急转而下，沉落低徊，常常落腔未毕便立即掌声如雷，更难得的是她唱出了“天津味儿、北京字儿”，“天津时调”唱开了，王毓宝走南闯北，唱了20多个省，“走哪哪儿受欢迎。”“悲媚脆亮”的时兴小曲，终于在王毓宝手里活泛大气，玩转乾坤。传统的《怯五更》曲调俏皮，新段子《熊熊之火》将之改变成了控诉不正之风迫害的悲壮之歌。上个世纪80年代，王毓宝演唱《梦回神州》，表现台湾游子的思乡之情，则采用了《老鸳鸯调》，“意蕴深沉，由低徊伤怀，渐转激越昂奋”。

只是随着时代发展，电视网络夺了观众。时代不同了，即使是像《军民鱼水情》这样的红色经典，演唱时也得把“贫下中农”改成“父老乡亲”。王毓宝的徒弟、天津市曲艺团演员刘迎告诉记者，如今，欣赏时调的观众少了，而且80%都要看传统曲目，那些紧跟时代的曲目逐渐被淘汰。她自己也应过景，比如奥运来了就唱奥运，反法西斯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唱过《王二小》，但是刘迎最叫得响的新曲目，还是根据传统故事改编的《霸王别姬》，在第十三届津门曲会上，观众认可，反响热烈。王毓宝自己最喜欢的曲目也还是老腔调，她告诉记者，“我还爱我传统的《踢毽》，我喜欢这词，唱法没怎么大动。”

1997年，王毓宝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心脏里装了支架，不得不告别舞台。她坚持传艺，徒弟高辉曾获全国鼓曲大赛金奖，一曲《春来了》赢得盛誉；最小的徒弟、6岁的李思彤则以《欢乐奥运》，获得了全国少儿曲艺大赛银奖。王毓宝的宗旨是“不下功夫就没有饭。”徒弟刘迎跟着王毓宝学了4年，得了3个字：“台上见。”得知师傅病重，刘迎妆没卸就赶到重症监护室，王毓宝鼻子上还插着氧气管，劈头就问：“你演出了，演得怎么样？”

如今，王毓宝是天津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继续奉献，退休工资和以前一样，还能定期休养。前不久，老艺术家们聚会，饭桌上，王毓宝又想起了高五姑，她特地找到了领导谈感想，要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领导，对老艺人老有所养。王毓宝感慨新社会时调演员地位高，“人民的宣传员，党的喉舌，艺术家！过去管我们叫戏子，唱玩意儿的。”

2006年6月，“天津时调”和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等一起，当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原因为：其一，它是天津曲艺形成、发展、成熟、兴盛以及衰退的缩影；其二，它与当时民风、民俗有密切关系，是研究天津城市历史沿革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本文感谢安宝勇先生提供新闻线索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