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晴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十三行行商伍秉鉴是中国入选的6人之一。

十三行首富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商名伍浩官，祖籍福建泉州安海，后世居广州。

怡和行，为1784年(乾隆49年)伍国莹开设之洋行。伍国莹死于1800年(嘉庆5年），其子伍秉鉴继承父业。1807年怡和行跃居行商第2位，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居总商之首。1833年(道光13年)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接任行商和总商。

据伍秉鉴在1834年(道光14年)自己统计，所有田地、房屋、铺店、钱庄，以及与英美两国贸易的商业资本，共计2600万两。在当时，这是世界上由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伍秉鉴看着外国商船进入港口，知道那里藏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财富秘密。买卖是他的生命，而他的使命就是将地球两端的商品需求联系在一起。

伍秉鉴的性格谦恭顺从，为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大度，而且富有同情心。他广结善缘，与许多国家的商人都建立起私人友谊，而且彼此信赖。

他被美国商人认为是一位可靠的商业合伙人。他的商业成功与他本身的人格魅力大有关系。据说伍秉鉴有一次就撕毁一份美国商人72000美元的借据，使这位商人能够返回家园。

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

长袖善舞的跨国投资者

怡和行是一个跨国大财团，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

伍秉鉴不仅做代理商，而且仰仗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根据伍秉鉴写给他美国经理人的50多封信件(这些信件藏在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以及他写给与之有密切商业联系的印度人帕史、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对伍秉鉴过去鲜为人知的商业关系网络，尤其在欧美经营商务的情况作了揭示。

从现存的伍秉鉴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与他保持通信的有在广州与他会见过，或有商业往来的美国商人，伍秉鉴正是通过这些人以及欧洲、印度的商人着手建造他在各国的贸易网络。

19世纪初，伍秉鉴开始贩运茶叶到欧洲销售，租用的是美国货船。1810年，两艘美国船只被丹麦海盗劫掠后所提交的保险赔偿申请中显示，开往哥登堡的一艘船上除美国商人的货物外还装着属于广州华商价值38000多美元的茶，而另一艘船上完全没有美国商人的货物，只有属于伍秉鉴的价值58000美元的茶和属于潘长耀的32000美元的茶。旗昌洋行的一名合伙人约翰·P·库欣，在1833年作为一名代理人与伍秉鉴一起工作，伍秉鉴贩运他的茶叶到汉堡，租用的是一艘载重200吨的普鲁士货船。

19世纪初，伍秉鉴就通过曾在广州营商的印度人帕史、商人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等，在印度建立其商业网络。其他的印度商人如孟买的莫霍马达利·阿利·罗盖、以澳门为基地的达达布霍伊·拉斯托姆吉等，也都与伍氏有商务关系。伍氏在孟买的代理商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经营有方，到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贸易网络。

在一份1842年4月24日的账单中显示，詹姆塞特吉受伍秉鉴之托，购买珍珠，送到旗昌洋行，所需的款项可用孟加拉政府的7000卢比支付。如果不够，再请旗昌洋行代垫。詹姆塞特吉还受托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丝和肉桂，并要求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账目中。从此透露出伍氏与各国商人，乃至与孟加拉政府间的复杂关系。

伍秉鉴还经营与美国和欧洲的直接贸易。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1月21曰，他给已经从广州回到波士顿的库欣写信说:“4月和5月，我把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茶叶用船运到纽约和伦敦，我认为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两天后在写给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则说他正将三四百吨的茶叶，装船运往荷兰。信中还透露以前贩运的商货，已经取得约50％的利润等。

从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伍秉鉴对其国际上商业伙伴的关照和慷慨。在1840年6月1日写给库欣的信中说：我现在写这封信，主要为了说明，我已经把茶装上了“阿克巴”号，总额约5万美元，茶将随船前往新加坡，如果茶不能够在新加坡以40％的利润销售，它将随英国船只被运往伦敦的福布斯公司。同时，在得到8％的年利率后，我将把该次商业投机所得的全部利润给J·P·斯特奇斯先生，倘使赔本，我将独自承担。我希望斯特奇斯先生今年将创利大约4万或5万美元，并且，我放弃他欠我的在老账目上约3万美元的利息。

基于与美商长期合作建立的信任关系，伍秉鉴晚年还决定与旗昌洋行签订合同，在美国作实业投资，条件是美方要把每年的利息支付给他的后裔。鸦片战争期间，他通过旗昌洋行的股东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投资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默里·福布斯进一步将伍的基金使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以及包括如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的投资。

伍秉鉴最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市场投机而大赚其钱。他从美国取得现金，为美国商人和印度商人提供信用贷款，收取利息，之后又在美国投资而得益。这是他抓住美国在中国和印度洋的贸易扩张，以及新加坡港市于1819年的建立出现新的机遇而采取的举措。他投入的资金是相当巨大的。信件中就提及通过口头协约而借贷31020美元给予库利奇，又给予洛一笔25000美元的信用贷款。1840年6月28日伍秉鉴给约翰·福布斯的信中说,“我在美国和欧洲拥有大量基金，这些基金你必须尽可能谨慎管理，保证其安全，并让它产生利润;在英国商业确定以后，把我的所有基金以孟加拉的硬币或账单的形式，送回中国我的朋友旗昌洋行那里。”

夕阳下的背影

1840年，英国商人贩卖鸦片终于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引发鸦片战争，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下令立即停止所有“大烟”交易，并要求洋商无条件上缴所有在广州的鸦片，违者财物全部充公、人就地正法。

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

伍秉鉴为讨好官府，不惜以巨资贿赂、捐输，还包庇外商进行鸦片走私。在鸦片战争期间，多方奔走，寻求中外之间的妥协。

烟商们同意牺牲仓库中价值1200万美元的鸦片，伍秉鉴自己对他们进行赔偿。林则徐严词拒绝了这种妥协方案。他将伍秉鉴的儿子投入监狱，并派伍秉鉴招烟商的首领颠地问话。林则徐说，如果颠地不顺从，就将伍秉鉴处决。

十三行因这次战争遭到沉重打击。伍秉鉴在写信给一位美国商人时说:他们被迫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所承受的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在给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中，他抱怨说鸦片战争使他损失了大约200万美元。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伍秉鉴独自承担100万。同年9月，一代世界富商伍秉鉴去世，终年74岁。

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1810～1863)继承家业。伍崇曜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作大规模地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大约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了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100多万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45000美元之间。

伍秉鉴的住宅在广州河南溪峡街，是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的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其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他拥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还有一个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他穿各种颜色的绫罗绸缎。他大摆筵宴。

伍家的部分财产，也用于赞助地方公益和文化事业。1796～1820年(嘉庆年间)，伍秉鉴捐金数千，在洋行会馆设种痘局，救活婴儿甚众。道光初，伍家捐银10万两，筑南海、顺德两县桑园围石堤，这是珠江三角洲一项大型水利工程。1821～1861年(道光、咸丰年间)，伍崇曜出资出版《岭南遗书》62种，343卷，《粤十三家集》180卷，《粤雅堂丛书》180种，凡千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