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礼华

离开越国后，范蠡隐姓埋名来到齐国。到齐国之初范蠡“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地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春秋末年的齐国处于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地带，是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富有经商天赋的他不久便受到感染，决计易农为商。

他的经营策略大致有5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市场行情，如阴阳五行，轮回循环，变动不居；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欠。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这是万物之理。其次，知道战争要爆发，就要积极做好战备;了解各类货物为人需求的时令，才能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再次，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极点，必然下跌，贱到极点，必定攀升。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视之如粪土而不惜;当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乘时买入，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第四，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要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同时，水纳百川，奔流不息，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是一样，如果让资金积滞不用，就会成为一堆死钱。只有使它周转不息，才能变成与日俱增的利润。

这些理财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先进理念，即使在今日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芒，例如其中的货币流通理论，在中国直到1500年以后的宋人沈括才加以阐述，此时比西方经济思想界还早了几个世纪。

拥有如此卓越超前的经营思想，范蠡自然迅速发家致富，“致产数十万”而名闻齐地。齐国国君田常决定授范蠡以相印，带领齐国百姓共同致富。面对田常的任命，范蠡考虑再三还是觉得经商比从政安全且富有价值，但公然抗命不从就有可能死于田常的刀下，于是权衡利弊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离开齐国以后，范蠡来到了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并改名为朱公，此后便有了陶朱公之名。当时的宋国，正是殷商后裔的聚居地。殷人素有经商的传统，足迹广布，此后原为民族称谓的“商人”一词也就转化为商贾的专称。宋国的陶邑，虽然城市不如齐国都城那样宏大，但处于万商云集之地，百货汇流之所，极利经商致富。入陶邑的陶朱公更是如鱼得水。

在陶邑经商期间，范蠡在西施的大力支持下，把自己的商业才能发挥到极致，在赚取亿万金钱的同时，还总结出了理财十八则和致富十二则等一整套理论。

其中“理财十八则”认为:为生意要勤紧,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议价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折血本;货色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减;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优劣要攸分,切勿犹豫,犹豫则耗用紧;货物要修整,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期限要约定,切勿辘轳,辘轳则交天鄙;买卖要随时,切勿挨延,挨延则机宜失;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临事要责任,切勿妄托,妄托则危害大;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品劣;说明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致富十二则”认为: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能倡率，躬行以律，亲感自生;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能办货，远货不荷，蚀本便轻;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能用人，因才器使，任事有赖;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能安业，厌旧喜新，商贾大病;能接纳，礼义相待，交易日旺;能识人,知人善用,账目不负。

由此可见，范蠡经商的诀窍，在于运用市场价格变化来掌握供求关系，采取“贵抛贱收”的经营对策，这一方法与技巧的运用就是要考虑到市场上的变数，凡是在市场行为中符合逻辑的，必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别人也在这么想，大家挤到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又哪来的利润可图?这个方法应用在市场上，那就意味着越是火爆的生意越是不要去碰，而是要思考火爆之后冷却下来的市场需求的是什么。通常我们把这种先人一步的思维名之曰“商业洞察力”，大凡成就不凡的富豪人士，无不具有着这种共性的思维特点。

据说，范蠡这套理论不仅使自己致富，还指引着他人致富。曾有一人慕名来到陶邑，向陶朱公请教致富之道。陶朱公在充分了解此人特长和结合市场变动情况进行分析以后，为他指引了一条生财之道。这位士人听后茅塞顿开，果然迅速发家致富，10年之间获利千万金。此人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