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光绪皇帝雷厉风行，下达了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然而，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及至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光绪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下旨拔去其三眼花翎，交兵部严加议处。是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慌了神的皇帝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城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再让他们前进一步。

光绪并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于是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这无疑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然而光绪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不是不断地指责，说他们“玩误”、“胆怯”、“无谋略”，就是恫吓威胁，动不动就“军法从事”、“决不宽贷”。在他的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前线，接连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下怀，在他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牺牲，最高统一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以求解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自杀殉国之后，丁汝昌仍然被“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被恢复名誉。

根据光绪老师翁同稣的日记，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竟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和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稣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的不到半年间，《翁同稣日记》中就记载了12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

事实上，成长在畸形的宫廷环境中，光绪的人格始终没有发育完全，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成年之后，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要求立即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光绪后期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装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顿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

可以说，甲午战争与其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光绪帝性格中的暴躁、骄纵不无关系。

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光绪帝竟然还有着如此暴躁、偏执和骄纵的一面，正如我们不知道乾隆皇帝与三朝元老张廷玉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交锋，不知道英雄于谦为何会成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以至含冤而死，也不知道造成忧郁诗人李商隐人生悲剧的原因，更不甚了解一代辽国才女萧观音是如何遭到艳词栽赃，玉陨香消，我们还很少了解央视讲坛明星刘心武、钱文忠等人的近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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