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玲

摘要：美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而再地偏袒日本。先是战前一再拒调停默认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的日本间谍。本文着重从经济方面探讨美国为何在甲午战争中偏袒日本。

关键词：经济；美国；甲午战争

中图分类号：E1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1

经济因素是美国偏袒日本最直接的动因。尽管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获得了开放通商口岸等一系列特权但清政府没一直没有允许完全的自由贸易，因此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急切想通过日本为扩大在华贸易和投资扫除障碍。

为实现在中国开矿、修路等投资活动，美国人毕德格和威尔逊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运动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等人鼓动日本政府攻占北京，原因是清政府拒绝改革妨碍中国市场的发展而影响了美国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及利益。《马关条约》签订后田贝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赤裸裸地体现了美国帮助日本的经济目的，报告抱怨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只追求自身利益而在帮助欧美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投资方面做得不够，从而可以看出是经济利益驱动美国的袒护行为。美国舆论也曾公开表示希望借日本进一歩打开中国市场，美国坚信一旦“辽阔的中国领土处于日本的英明管理之下，商业及其他利益……比之任何协定都将増加多得多”。

共和党领袖威廉·西沃德提出过关于太平洋商业帝国的完整理论。他强调商业是美利坚民族最伟大的事业之一。他认为美国真正的目标是世界贸易即建立世界性帝国。[1]西沃德更大的目标是夺取亚洲。统治亚洲市场一直被美国人当成使命，坚信只有完成使命才能使美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而美国经济在1845年对华出口额仅有200万美元由华进口额为700万美元。1853年上述数字上升为400万美元和1100万美元。到1860年更上升为900万美元和1400万美元。1853年美国棉布输华总量已占其棉布出口总量的40%。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零星的商业活动已经发展为沿海各条约口岸的重要贸易事业。[2]

1873-1897年美国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成为美国偏袒日本的最直接动因。美国福音派教会的牧师乔塞亚·斯特朗1893年出版了《新时期》一书，其一章的标题就是“国外市场，一种新的需要”。工业的飞速发展要求美国在国外寻找出路，在斯特朗看来新的出路就是人口众多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艾尔弗雷德·马汉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扩张主义军事战略家和海洋史学家。他认为未来美国的主要市场是中国和拉丁美洲，他特别看重夏威夷群岛认为一旦掌握夏威夷群岛就意味着向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迈出关键的一步。

1870-1900年进入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工农业生产的持续高涨使美国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纽约州的参议员亚伯拉罕·赫维特早就意识到美国“比对其他东西的需求更迫切”的是对国外市场的需求。1881年约翰·卡森（后来参加关于萨摩亚问题柏林会议的美方代表）警告说“我们的剩余产品将很快从大西洋沿岸涌回内地，繁荣的车轮将由于它们肩负过多的财富的负担而裹足不前”。[3]

19世纪最后30年里美国工业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1870-1913年间美国工业增长了8倍，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从23%上升到35.8%。从1860-1913年钢产量由1.2万吨发展到3180万吨，铁产量由84万吨增加到3146万吨，煤产量由1818万吨增加到5亿多万吨。1860年美国工业品产量占欧洲总产量的第4位，到1894年超过英国、德国占世界第一位。工业品总产量占亚洲的1/2，世界的1/3。美国生产的工业品价值30年间增加了5倍多即从1850年的10.19亿美元增加到1880年的53.69亿美元；钢产量从1880年到1890年增加了1/3。而这些过剩资本急剧输出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利用那里的低工资、低地价和便宜的原料以牟取高额利润。[4]甲午战争前爆发19世纪美国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企业家F.L.斯廷森警告说，除非再现商业繁荣来消除公众的不满，否则我们将临近茫茫的黑夜。参议员威廉·费耶也指出“我们一定要拥有（中国）市场，否则我们将发生革命”。[5]

美国企业家及政客因经济危机而使开拓国外市场的欲望更加强烈。影响力很大的《商业杂志》于1897年底撰文“政府在国内的主要任务是鼓励生产和推进交换……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工业扩大有利可图的市场”。企业界的强烈要求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1897年美国众议院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我国历史上，商业问题从没像目前这样重要……寻求新市场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些说明美国在甲午战争前后偏袒日本的原因皆出自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经济是美国做出一系列反应的最大的动因。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偏袒日本，经济因素即使不是最主要也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Ernest N·Paolino，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William H·Sewar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26-27，28。

[2]Michael Hunt， The Mar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P5.

[3]Charles S. Champbell ，Jr.，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860-1990（New York，1976），P.85.

[4]关捷，唐功春，等.中日甲午战争全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第5-7页.

[5]William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1959）， PP. 30，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