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即位之初，乾隆发誓不犯父亲苛刻残忍的错误，对官僚集团采用两手政策：既“结之以义”，“待之以礼”，又认真观察官员们的表现，一旦发现问题，绝不放过。但地方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军队的腐败更令乾隆不寒而粟，各种因素助使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乾隆十三年开始，其统治政策开始由宽转严。他大力整顿官场作风、惩处贪污腐败、严肃政治纪律、提拔任用新人。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却又难免和一些重臣交恶。

本期张宏杰先生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乾隆与三朝元老重臣之间的恩怨交锋。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五)

三朝老臣张廷玉的尴尬结局(上)

一

乾隆六年十二月，刚刚上任的左都御史刘统勋的一道奏折，引起了清帝国官场的一次大震动。其大意如下：

“大学士张廷玉，乃三朝元老，位极人臣，家族势力亦极庞大。臣经常听百姓议论说：”张和姚，占半朝。细查张廷玉一家在朝为官者，有张廷璐等19人之多。与张氏世代联姻之姚氏一族，为官者亦多达13人。

考查二姓得官之由，均系科举或者袭荫之正途，所以不便立刻将其中一些人罢斥。但应稍为抑制他们在官场中的上升势头，以保全他们的名节。因此臣建议，从今日起三年之内，除非皇帝特旨，张、姚两家为官之人，一律停止升迁。(《清史稿·刘统勋传》)

此奏一出，闻者惊疑。

奏折所言都是实情。折中提到的张廷玉，是当朝最有权势的汉族大臣，历仕康、雍、乾三朝，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深得皇帝倚重。张廷玉乃安徽桐城人，桐城历来是文学渊薮，张家更是书香门第，人才辈出，高中科举者络绎不绝。张廷玉父子兄弟大多都位列朝班，其父张英是康熙时的大学士，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缘官至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两个儿子张若霭和张若澄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张廷玉墓志铭》)张家势力之大，确实有目共睹。

不过，张氏家运之盛，是累世勤学苦读的结果，这说明家张家遗传基因出众，家风良好。张氏成员在朝为官，绝大多数也恪尽职守，声誉颇佳。一个家族如此前仆后继地为朝廷输送人才，贡献才华，“献了青春献子孙”，应该特予表扬才对，怎么会引来左都御史如此一道奏折呢?这道奏折，是出于刘统勋的大公之心，还是皇帝在背后的秘密授意?这奏折中所言，到底是逆耳忠言，还是阴谋倾陷?从康熙朝开始就赫赫扬扬的张家，难道好运到了头?

所有官员都侧起耳朵，准备听听皇帝是怎么表态。

皇帝的表态十分微妙。一般来说，皇帝对言官的弹劾会有两种反应：如果认为弹劾有理，就会对言官大加表彰，如果认为弹劾错误，那么被弹劾者反而会因祸得福。也就是说，如果皇帝对张廷玉恩宠不变，刘统勋必然会受到严肃处理。如果刘统勋得到褒奖，就预示着张廷玉即将倒台。

可是皇帝的谕旨里面，对谁都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

“朕以为，张廷玉等人如果平日果然敢擅作威福，那么刘统勋必不敢上此奏折。今天既然上此奏折，则证明张廷玉并无声势能钳制舆论，此乃国家之祥也。大臣责任很重，权力很大，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如果张廷玉因为刘氏此奏而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在朝为官者亦多。如今经过刘统勋议奏，每个人都会更加谨饬为官，对张廷玉一家也有利无害。”(《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实在耐人寻味，表面上看，是重申对张廷玉的信任。皇帝肯定了张廷玉作风良好，平日没有擅权乱政，钳制舆论。但同时，又对刘统勋不乏欣赏之意，认为刘氏此奏对张廷玉、对朝廷都不是坏事，特意提醒张廷玉不要因此对刘氏挟嫌报复，“芥蒂于胸”。

大清政治高层一时都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二

这一年，乾隆皇帝32岁，刚过而立之年。

回想7年前他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尚可谓“主少国疑”。25岁的年龄，对于传统中国的老人政治来说，确实太年轻了些。更何况乾隆成长深宫之中，不辨菽麦，未谙政事，能否在父亲猝然离世之后顺利接过大清帝国舵手的班，当然令人怀疑。

然而，新皇帝所亮的头几个政治身段，很快解除了人们的不安。他迅速证明了自己对中国式权力的把握很有研究。

是的，年轻皇帝确实缺乏政治实践，但并不缺乏政治智慧。作为预定的接班人，在10年上书房生活之中，他并没有像这个帝国之内的大部分读书人那样，仅仅寻章摘句，记诵文辞，而是主要研究修身养性之法和历朝政治得失。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大清历朝皇帝的实录这些标准政治教材，是他攻读和思考的重点。还在未登基之前，他就已经从历代统治经验中总结出帝王政治的第一条纲领：大权独揽。

专制权力一言以弊之，就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压迫和剥削底层社会成员的权力。这种性质决定了最高权力是沉重的、危险的、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的，也决定了专制权力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在专政政治体系中，如果统治大权能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天下通常会风平浪静。一旦最高权力被人侵夺或者出现分裂，那么国家必然会出现巨大动荡。换句话说，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在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屡屡出现。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这样才能保证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纪律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那么，在传统社会中，对皇帝经常构成危胁，或者说有较大机会抢走专制者口中肥肉的人有哪些呢?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成了几乎每个王朝都会上演的血腥游戏。

第二类是后妃和外戚。因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也最容易盗取最高权力。

第三类是太监。这些原本地位卑贱的不幸者，由于与决策核心层太过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权力。

第四类是权臣。皇帝是生殖竞争的结果，有机会成为冲锋冠军，制造了皇长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遗传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颗。但是那些经过层层斗争上来的大臣，却个个是人中龙凤，不好摆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历史时机，他们常常可以成为“假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类是朋党。官僚集团的本性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专制政治中，一旦官僚集团分裂

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展开狗咬狗式的残酷斗争，连皇帝也制止不了。一旦形成朋党，他们就会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沉迷于相互撕咬，使统治集团力量大量无谓消耗，政治机器高速空转，最终导致国事成为一团乱麻。

相对于以上三种政治势力，要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中华帝国的官员队伍一直势力庞大，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和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一个成功的皇帝，对官僚集团的管理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个是善于选拔和使用，充分调动大臣们的积极性，另一个是要善于防范，不但要防止出现怀有不轨之心的人物侵夺皇权，更要防止大臣们结成朋党。

朋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难治的毒瘤。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然而，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是绝不希望他的大臣们过于明确地分裂成不同的团体。因为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不会一心为“公”，而是会处处搀杂进了党同伐异的动机。官员们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心为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同一个集团的人，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对自己的对立面，则会不择手段，进行阴谋暗算、倾陷攻击。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简直就是为了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帝国的力量就这样白白消耗在内斗之中，什么国家的前途，百姓的疾苦，都被他们抛到脑后。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债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所深恶痛绝的这一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现象之一。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州镶蓝旗人，雍正以前仕途很不得意，当他44岁，认定自己此生发迹无望之时，雍正即位。他开始获得雍正的赏识，从此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很快由一介微员迁升云贵总督、兵部尚书，直至保和殿大学士，内召拜相，居内阁首辅。他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雍正甚至夸赞他说：“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他科举早达，康熙时已经官居侍郎。雍正即位不久，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后又晋升为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朝廷谕旨也多出其手，被称为“第一宣力大臣”，与鄂尔泰一起入值军机，并列成为最有权势的人臣领袖。

由于雍正时期严防皇子结交大臣，所以乾隆即位之初，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唯一的选择是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刚刚即位的乾隆怀抱成为儒教圣君的理想，一举一动，无不效法唐太宗等历代圣主明君对前代老臣优礼备至，对待张廷玉、鄂尔泰这样的元老更是尊敬有加，称呼他们“先生”“卿”而不名。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无不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留京处理。鄂、张二人的权势，甚至又远远超过雍正时期。

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能。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而满朝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高宗初年，鄂、张两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相互推奉，渐至分朋友引类，阴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和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

乾隆皇帝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祸十分清楚，也特别警惕。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苗疆事务”中，他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就是因为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由朝廷任命的官员取代世袭的少数民族土司统治当地，此举成功地解决了苗疆地区长期以来的动荡局面。鄂尔泰可谓功劳不小。但是凡事都有反复，雍正十三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改土归流”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错误”，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

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示：“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张照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一怒之下，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鄂党”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张党”的绝好机会，许多“鄂党”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以沉重打击“张党”。特别是张广泗到了贵州后，更是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大罪”。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一再上疏，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又使他官复原职。这一举动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

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调节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严重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大臣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

有一年，内蒙额驸策令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超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令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令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但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令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乾隆五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璨”。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防范朋党，竟小心到如此程度。看来，如何彻底扫除朋党苗头，是他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三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不离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碰一碰朋党问题了。

虽然乾隆一再提醒自己“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但其实乾隆自己也很清楚，乾隆初期的朋党尚属于极轻微的状态，甚至可以说，仅仅是朋党的雏形而已，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大清政治的正常运转。鄂、张二人毕竟是雍正所谓的“不世出”的名臣，自我要求都比较严格，并没有在朝堂上任意威福，形迹过露。虽然二人心中彼此不服，但从来没有撕破脸面。因此，乾隆起初对朋党的触及，仅限于敲打，希望他们二人和朝中大臣自我约束，以免君臣间为此事彻底摊牌。

由于张廷玉为人谨慎，轻易抓不到把柄，所以开始一段时间，乾隆敲打的矛头大多对准了鄂尔泰。

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认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并公开以此告诫鄂尔泰“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

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认为雍正时的已故大臣田文镜品德有亏，难称贤良之名。应该从“贤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认为，雅尔图县鄂尔泰的属下，必为鄂氏一党。鄂氏平时与雍正的另一位宠臣李卫势如水火，而田文镜与李卫都是有名的“苛烈之臣”。雅尔图此举，表面上是打击田文镜，实际上是要打击李卫的名誉，“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见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乾隆因此指责此事系鄂尔泰在背后授意，让鄂尔泰有口难辩。朋党政治中确实颇多“声东击西”之战例，不过乾隆的这个推测明显证据不足。乾隆事事从防范朋党的角度去观察思维，有时不免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在乾隆内心深处，也不见得认为鄂氏与此必然有关系，但是他认为借此机会多提醒敲打一下鄂氏，总没有坏处。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又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直言不讳地说：“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延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延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以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对朋党问题的首次正面触及，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阔大不谨，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使他一时不寒而栗，表面上改弦更张，实际上内心的私心杂念从来没有熄灭。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住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了问题为由，弹劾黄“滥举非人”，应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廷桂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偏偏对这条奏章细细读了多遍。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氏从此开始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党”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之事被人揭发。乾隆帝勃然大怒，痛斥鄂尔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端正直率，明显系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吗?”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际遇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命

鄂容安退出南书房，在谕旨中说：“若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之大臣。”同时却严办仲永檀，以其“依附师门，暗结党援”之罪抓起来，不久仲就瘐毙狱中。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藏身敛迹，不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明显成果。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变趋势，以鄂尔泰的脾气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终，雍正帝生前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终不渝”的保票势必会被乾隆撕破。因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经不再是即位初期那个凡事宽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幸运地病死了，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

但张廷玉却没有这么幸运。

四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这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由于笔头功夫、性格特点和过人的个人修养，他连续获得三朝皇帝的信任，在仕途上走出一波漫长的惊人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皇帝深入交谈的机会，给康熙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直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逐渐升迁，及至45岁，已经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张廷玉“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侍候的皇帝，对科举入仕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但对张廷玉却一见如故，任用不疑，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讨论，凡有谕旨均命他缮写。张与雍正君臣相得13年，甚至到了一天也离不开的程度，累次升迁至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雍正五年五月，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11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以上皆见《张廷玉年谱》)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让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其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张廷玉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臣，可见雍正对他的赞誉并非虚言。

乾隆即位后，对他一直尊敬有加，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乾隆二年，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加太保、加纪录等奖励。乾隆皇帝还多次赐诗给张，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愈坚。魏公今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双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做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和宋朝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可见尊重之至矣。

做官如此成功，这个人身上当然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

第一，文笔优长、才思敏捷。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直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才华。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第二，办事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称张廷玉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称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则与才华无关。

如果你有心检索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剖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唐太宗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他“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出现过7位权倾朝野的权臣，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他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珅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肃顺则被斩首。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清末的曾国藩对为臣之难体会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

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仕途素来无比热衷的士人们就不得不潜心研究“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了。为君之道是能用人而不为人所危，那么，为臣之道也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不能不下苦功。

张廷玉做官有着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因素和优越条件：第一，他是南方人，出身书香门第，天生心思细密，性格纤巧。第二，他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而张英则是清代出入官场十分成功的著名大臣之一。

张英因为人直南书房成为康熙秘书起家，其人“慎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先后提拔为尚书和大学士，成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安享尊荣数十年后，他又得以功成身退，优游林下，结局完美。为了让张廷玉能继续光大门楣，从张廷玉很小时候开始，张英就言传身教，全力把他培养成最适合专制君主需要的人才。张廷玉天生聪明，不负所望，一方面从父亲那里得到大量秘传心法，另一方面熟读经史，对历代名臣的生平事迹多加揣摩，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他就以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得以进入中枢。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第二，头脑过于简单，比如岳飞。他只从国

家、民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终至不死不可。

第三，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楣的权臣多是由此惹祸上身。一旦位高权重，臣权与皇权必然会经常发生碰撞。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特别是那些掌握全局的丞相们，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觉得自己比皇帝高明，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的人性弱点，大权在手，不免气焰日盛，言谈举止不再检点。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一旦发生严重冲突，对皇帝来说，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一个借口，罢免甚至杀掉此人。汉武帝就以喜欢杀宰相闻名。给他做过丞相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以至于最后所有官吏都视丞相职位为畏途，甚至有人哭着请求武帝不要任命他为丞相。性格憨直的汲黯十分不解，问他为什么如此不吝杀才?汉武帝笑着对他说：“什么时候没有人才?只怕你不会识才罢了。只要你会识才，那么还怕没有人用吗?夫所谓人才者，就好比有用的工具，用着不顺手，还留着它干什么呢?”(《资治通鉴》：“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坚持自己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而获罪。

除了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之外，张廷玉的修养功夫也确实不同凡响。

张廷玉深知，皇帝所喜欢的大臣不仅要有能力和才华，而且还要没有任何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主动为自己谋取什么私利。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平和，乾隆皇帝常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一出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家当铺，让他补贴生活。而且知道因为他不为自己的亲人谋取私利，所以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

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

张廷玉身上更突出的特点是周密小心，他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最大特点是谨慎小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遗传自其父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一一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历经政治风波，张廷玉养成了极为谨慎的性格。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性情残酷的猛虎身边，他的仕途生涯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以为功课。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结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走漏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他襄助雍正13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列传提及他的功绩时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1 5年的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解释说：“张廷玉主掌枢府24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促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慎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延玉墓志铭》)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慎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赞赏有加。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这样的人，皇帝用起来才放心。

可以说，张廷玉已经把臣子之道修炼到了上上层。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出色的大秘书。他不是一个思想者，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只有对功名官位的不懈追求。在明主身边，他是一个襄助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他是那种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

对于乾隆不断指责的朋党嫌疑，他平日懔如临渊。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由于他地位如此之高，攀附之人如蝇之附，驱而不走。“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也。”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任花开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日：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他的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甚至颇得乾隆的回护。

虽然如此，随着乾隆的皇位越来越稳，张廷玉还是感觉到了丝丝凉意。刘统勋上的这道奏折，让张廷玉深刻认识到自己仕途生涯的鼎盛时期将一去不返。在敲打鄂尔泰的同时，虽然没有出现打压张廷玉的什么苗头，但乾隆还是开始了对张氏有形无形的裁抑。

那么，究竟接下来乾隆会对张廷玉进行怎样的打击，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