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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两代帝师、军机处领班翁同龢被慈禧太后以皇上的名义“开缺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十月，他再度被迫加罪责，诏令“永不叙用”。

翁同稣一生不乏政绩，“清末四大奇案”中的“葛毕氏案”得到平反昭雪，首功当归于他。史书记载：“倘非翁同龢细心推求，则杨乃武冤沉海底。此案平反之端，发于翁同龢。”细数翁同龢的政绩还有很多，但功勋若此，又能出入宫帷，与皇帝“遣膝独对”的两代帝师：何以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狱，被“开缺回籍”以致“永不叙用”呢?

后人不断谈论其原因是翁同龢受“戊戌变法”的牵连。

康有为曾称翁同龢是“维新变法”的导师，当代不少学人也极力称赞他是“改革派”人物。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两代帝师，真的是“维新派”吗?他的“维新”抑或是“维旧”思想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

考究翁同龢的一生，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与甲午风云分不开的。

在甲午中日对抗问题上，翁同龢是积极主战的，依照一般的说法，他是一位爱国者。而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人物，且后来在战败后，又是被派往日本负责和谈签约的全权代表，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卖国贼。事实上这两个说法多少简单了些。

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一系列的国家变故，出现了波诡云谲的复杂政治局面，面对世界列强的欺侮，审时度势地处理内政外交需要明智、清醒的措施，不能简单地用主战或主和来作为爱国还是卖国的分野。

中日战争的前奏是日本侵略朝鲜，而中国其时是朝鲜的宗主国。处理这个问题，按照恭亲王的说法，“主和派”有三种选择：一、收朝鲜改藩属为行省；二、派重兵代其守国，三、使朝鲜对各国开放以抵制日本的阴谋。但是，身为军机大臣且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却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均格不得行”，而是“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

在翁同龢等人看来，西方列强的实力，中国无以相比，但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如此放肆，“是可忍，孰不可忍”!反抗外侮，维护主权是大得民心的事，而且凭借大国的实力打败一个小国，想来是完全可能的，如得胜便可重塑国家形象，挽回一些在西方列强面前失落的脸面。其时一些外国传媒和政要在分析了两国的军事实力后，也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

但是，掌握海、陆兵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不这样看，他心里要有数得多：“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

李鸿章的态度，当然不为光绪帝、翁同龢等人所接受，慈禧太后此时也犹豫不决。翁同龢利用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加紧鼓动皇上抗日，认为主战必胜，从而可以彻底打倒李鸿章，从其手里把更大的权力夺过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急于显示一下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太后的钳制，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孰不知，这可是一场关系周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北洋海军的战斗力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决策是怎样的轻率和盲动。连翁同龢的门生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战况与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能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一开始，形势就明显对中国不利，翁同龠禾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全力投入到这场攸关国家和民族，更攸关他个人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一团烈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退朝回家后则“归家疾作，入门不知焉，入堂不知焉，倒床气仅属”。

战争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对此，恭亲王把问题全看在眼里，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翁同龢：“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

这真是一个“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的历史大错误，怎么估计它的历史影响都不为过。正是这场失败了的战争，极大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然而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马关条约》被迫签订，除了赔款，还割让了台湾，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帝涕泗交流地在条约上画押，不得不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难辞其咎，拟了一道《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请求给予处分。他的心情异常沉痛，在奏折中承认：“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谀，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

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句话来描绘甲午以后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

二

光绪对日作战决策的轻率，使他的个人算盘全部落空。对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慈禧太后更加不信任了。同样地，她对翁同龢也有了相当的警惕。在此之前，翁同龢由于品行端正得体，学问好，字也写得好，深受慈禧信任，被选作两代帝师。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他由此在朝廷中安享尊荣，由财政大臣而入军机处，行为处事顺遂且有主动性。

但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翁同龢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反败为胜，就非得有更大的机会，让他再来一次拼搏。出于仕宦多年的政治敏锐，原本就留意过的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让翁同龢从中领悟到可以进行改变社会和自况的政治尝试。有关变法的言论和方法，开始更多地在翁同稣的脑海中盘旋。

这样说，似乎有损他作为改革家的光辉形象，但是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认真地考察一下翁同龢的言论，特别是他的行动，便不难发现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同时也是一位在官场中厮混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

这一点其实早在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露出端倪。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首先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他反对修路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救济与建设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因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最后朝廷采纳张之洞的折中建议，改筑芦汉铁路。

这是晚清政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是被人们看好的翁同龢，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这不仅意味着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意地掣肘李鸿章，从而暴露出他作为政客的丑陋一面，而且还充分说明，他对工业文明的认识是多么的短视。

一个着意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更不能泄私愤、报私仇。在认清天下情势，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上，翁同龢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臣，如刘坤一、刘铭传、张之洞、李鸿章，甚至也不如盛宣怀。联系到他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缺回籍时，才第一次坐火车，更可以看到翁同龢的这种思想倾向。

在一个封建土壤深厚的社会中，要想实行与小农经济截然相反的举措，哪怕是不需要更多论证的、明显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也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以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阻力。在复杂的晚清政坛上，如何达到目的，做好这样的事情，把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比任何人都明白关键所在。

就在这次铁路风波发生以后的第二年，由李鸿章提供机车，醇亲王在西苑内沿着太液池修筑了专供慈禧使用的、只有两千三百多米长的西苑铁路。西方物质文明的明显优势让慈禧大开眼界，正是这类活生生的西方文明的现实教育使得慈禧在铁路风波中作出最后的裁决，谕令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总理衙门，正式筹筑芦汉铁路。

相比而言，如果说翁同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着哪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肤浅的、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想，他都会站在积极进取的一方，而不会打横炮。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四》卷八中，记录了另一则有关翁同龢的故事，名为“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故事中说：“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之于文恭(翁同龢谥号文恭)，交恶可谓深矣。实则文襄外任，好大喜功，滥借洋债，开各省之先声。文恭时任先农，力为裁制，全属公谊，原不失古大臣风度。文襄引为私憾，极力诋斥，殊失和衷共济之雅量矣。”

立场显而易见，作者是一个站在农业文明角度看问题的旧文人，认为翁同龢全属“公谊”。难道张之洞搞建设却不是“公谊”?在开展洋务运动着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而朝廷又财力匮乏时，商借外国资金为我所用，不能说是一个坏办法。但翁同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配合，反而“力为裁制”，可见有问题的不是张之洞而是翁同龢，至少可以说明翁同龢对于搞工业建设的认知能力是多么缺乏。

三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往往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灵魂和人格。在朝廷政治权力的争夺中，下赌注力主与日本开战，翁同龢多少是打着为朝廷社稷的旗号，私下里与李鸿章等人展开权力较量的。在慈禧和皇上之间，他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一方面，他本人及其父兄深受太后恩宠，不断被提携，继而让他辅读皇帝，在内廷行走，这层关系翁同龢不会不懂；但究其内心，他无疑是倾向自己的学生的。皇上年轻，来日方长，况且从封建正统的礼教上认定，皇上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太后垂帘听政是夺情之举。自己是皇上的老师，在旦夕相处的岁月里，除了师生情谊还多了一层相互慰藉的慈爱之情。他不仅能“造膝独对”，甚至还能争辩几句，对皇上产生影响。

在西方各国公使要求改革觐见皇帝的礼仪，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都以为可以“曲从”时，翁同龢偏偏表示不同的意见。每每在这些问题上顶撞天子，做出忤逆的举止，可见翁同龢心高气傲到了什么程度，更表明了他处处不遗余力维护封建礼仪，自觉恪守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内心世界。但在杀伐决断的慈禧那里，他绝不敢放肆，除了唯唯诺诺，遵旨照办外，不可能有任何言行和举措影响到太后。

翁同龢决不会做出“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的乱臣贼子的行径，但不能说他没有以皇帝老师的资格取得对朝廷政务的话语霸权，一个潜在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心理情结。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一种决策集团外的政治力量巩固自己朝内、朝外的地位，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的实施办法，何以能称为导师?

变法其实是翁同龢的被动选择，他没有变法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才能，他援手于康有为，如同当年拔擢张謇和文廷式一样，不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对待变法。刻薄地说，这其实是他在甲午海战失利后的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政治博弈。他可以用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典章仪礼来培养造就一个合格的封建小皇帝，但不可能用放眼世界的目光去引导年轻的统治者，让光绪从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走出来，变成适应新时代的接班人。

翁同龢是光绪“明定国是”诏的起草人，但不能据此说他就是变法的决策者。“明定国是”诏只是变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从教育人手的公告，而不是一个具体实施变法的纲领和一整套方案的不可或缺的开篇部分。如果说，在翁同龢被开缺之前，也就是在“明定国是”诏之前和之后，他就有相关的时间表和起码的步骤程序，那么他可以被称为“维新导师”。遗憾的是没有，只见皇上匆匆忙忙地在100天的时间里，不问可行不可行，如何落实和实施，而是接连不断地下达一百多条变法圣旨。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试问，作为帝师的他是如何帮助皇上运筹帷幄的呢?

一个军机处的实际领班、一品大员、皇上的老师，如此轻松地成为“维新导师”，岂不是过于滑稽了?

四

翁同龢只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而已，还是一个对工业文明不怎么热心的官僚。是历史成全了翁同稣，让他在力图改变自己处境的时候，不经意间选择上了“维新变法”的码头，而为后人称道。

对于这一点，从翁同龢革职编管后直到1904年去世时止，他的思想和行动中都可以看出来他至死心里都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他关心的是皇上的处境和安危，是如何洗刷与“维新派”的关系，而没有从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执着于改革的信念，矢志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对“维新变法”失败发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叹息和焦虑。在这方面，他不如康有为、梁启超远矣，更无法与孙中山相比。

是不是有点苛责了翁同龢?

戊戌五月，翁同龢自北京回到家乡常熟，不久就乘船至江西的侄子翁曾桂处，八月回家开始做久居的打算。他在《安宅记》中如此记录：“戊戌八月归自江西，久赁屋于塔前为栖身之所。国事方殷，忧怀如捣，追敢作身家计，然亲戚往来，见闻杂睐，不可弗记也，故书此册，庶几焚香告天之意。是月二十五日，松禅老人记。”

“永不叙用”后，除了不能穿官服，行动不太

自由外，几乎一切如常。翁同龢的书法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他不断与他在京城中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书翰往来。此外，他还在虞山鹁鸽峰下祖茔旁修建了一处住宅，名为“瓶庐”，自号“瓶庐居士”。在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加给他的更重的迫害时，他用写字，读书、读经的办法打发时光，并整理修订了几十年不曾间断的日记，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必要的准备。

得知光绪被囚、太后复出听政后，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翁同龢知道大事不好，“忧怀如捣”变成了方寸已乱：“臣在江湖，心依魏阚，益战粟罔知所措也。”

最终，“维新运动”被慈禧腰斩，“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九月的一个夜晚，风雨如晦。翁同龢夜不能寐，吟诵了一首七律：“春申浦畔子胥祠，正是山寒木落时。四裔竟将魍魅御，寸心惟有鬼神知。老韩合传谁能辨，刘李同官莫渌疑。此去闭门空谷里，会须读易复言诗。”

在这之前，也是阴霾满天、风雨交加。目睹惨案发生的严复无比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相似的自然景况，面对的又是相同的政治风云，戊戌变法的边缘人严复却执着于中国的改革，发出“莫遣寸心灰”的坚定誓言，而这起历史事件的重要决策者翁同龢却决心“此去闭门空谷里，会须读易复言诗”。在被迫远离政治改革的漩涡后，个人的思想都在遭受挫折以后统统关闭了思考，而转向了从前所熟悉、所乐道的传统文化之中。他隐居在瓶庐，就是躲进了一个封闭的螺蛳壳里，蜷缩起身子，等待慈禧的加罪，也盼望着昭雪。

翁同龢依然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臣子，他的“忧国如焚”仍然没有脱离人臣忠君爱国的范畴，所有的企盼和焦虑都是自己的学生——光绪皇帝的安危，是慈禧的一举一动可能加诸他的迫害程度。直至临终，他所盼望的东西都没有如期而至，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失望和愤懑交织在一起，啃噬着他的心灵。

慈禧对他十分痛恨，不仅下诏“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时，还加了一句十分刻薄的话：“以为大臣居心险恶者戒。”在慈禧的眼里，这位昔日倚重的大臣，在甲午战争和引导年轻的皇上走改革的路时，有着更多个人利益考虑的阴暗心理，而绝非出于公心，是值得让所有臣子们引以为训的反面教材。从此后翁同龢与朋友们的书信及所作诗词中看，他是很在意这句来自最高层的道德批判和恶毒诅咒的。

至此，慈禧太后对翁同稣已完全没有一丝好感，即便日后不久其他参与变法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起用，而对于翁师傅却坚决不宽容。翁同龢至死也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任何形式的抚慰，这怎能让他心安而不耿耿于怀?翁同稣也明白了这一切，彻底失望之余，他仍然以一个削籍大臣的身份写了一份遗折，极尽孝忠之能事，然后带着永不瞑目的无限悲伤离开了这个世界。

翁同龢于19世纪末被逐出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家乡病逝。他被一个旧的世纪所抛弃，却没有机会被一个新的世纪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