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第六章一壶浊酒

1、政治时尚

1069年九月，新政“青苗法”正式出炉。翰林学士范镇得知此事后深感忧虑，接连给皇帝上了三道奏章，论述新法危害，结果被皇帝勒令退休。此事被记载在《宋史·王安石传》里，以彰显王安石专权惑主之甚，但未说明范镇被勒令退休的具体原因。

范镇被皇帝勒令退休的具体过程，《东轩笔录》中有详细记载：范镇听说新法中有一条“青苗法”，望文生义，以为是唐代末年流行于地方藩镇之中的不待秋收就提前预收税粮的那个“青苗法”，于是风风火火地上书宋神宗：“常平仓乃尧舜不能更改的千古不易的制度。如今却代之以唐末税青苗于田中的乱世盗跖之法，恐怕会导致人情难安，中外惊疑。”可见，范镇并未仔细阅读公文和朝廷邸报，想当然地就对新法大肆鞭挞，结果被本就因新法“重利轻义”而饱受指责、心情恶劣的宋神宗抓到把柄，大怒之下责令他立即退休。

范镇这样不做调查，枉发议论的事情在当时并非个例。

熙宁前期，监察系统屡屡弹劾新政，最后无一不被神宗挫败，其中虽有皇权至上的因素，但监察系统检举不实也总是给神宗提供了击溃他们的机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

其一，新政是变更祖宗的“良法美意”，即使措施是对的，也不能改变“新政错误”这个结论。新政既然本身就错，那么市井百姓自然反对，又何须调查，何况监察系统按例还享有风闻言事的特权!

其二，许多人反对新法其实和今天许多人热衷于时尚一样，追赶的不是真义，而是潮流。在元老重臣、海内名士如司马光、富弼、韩琦、苏轼、等人的引领下，反对王安石在当时成了一种时尚，你不反对，就代表你落伍了。朝廷重臣、社会名士往往就是政治时尚的引领者。小一辈的读书人、中下层的小官僚自然会向引领者看齐。

邵雍是当时的一位理学教授，在社会上很有些名望。“熙宁新法”过程中许多人挂冠而去，邵雍的“粉丝”们(门生故友)于是纷纷写信给他，询问他的去留并以之为榜样。邵雍后来没辞官，“粉丝”们大多也就继续留任(《宋史·邵雍传》)。

相对于邵雍的“粉丝”而言，司马光的“粉丝”群则可称洋洋大观。哲宗初年，苏轼获得平反从登州返京，一路上拉着他的轿子“相聚号呼”之人络绎不绝，纷纷请他代为传话：“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宋史·司马光传》)《云谷杂记》中也记载：“司马公薨，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京师民画其像，刻印粥之，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司马光的“粉丝”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相当忠诚，乃至于卖司马光画像都可以迅速致富。但这些“粉丝”大多并不真正了解这场新政背后的内幕。

当日不光士大夫们在追赶“反对新法”这股时尚潮流，甚至连地位卑贱的戏子也参与进来。《铁围山丛谈》中载：当时汴梁教坊中有一个叫丁仙现的优伶，每当王安石推出一条新政，丁氏就会将其编入自己的戏文之中，乘演出之际肆意嘲诨诮难。丁氏未必真的了解新法真义，他如此行径，无非是跟风哗众罢了。

在王安石死后不久，一篇名为《拗相公》的短篇小说开始在汴梁的市井当中流传，其讽刺的对象——“拗相公”即是王安石。可见，“反对新法”这股时尚之风已经刮遍帝国的各个角落。

2、贪名之风

神宗皇帝扭转了新政“先义后利”的指导思想，代之以“理财”为核心的“见利忘义”，原来支持变革，只是在具体变革措施上与王安石存在争议的程颢、苏轼等人也转为反对新法。苏轼等人的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旧党”反对新法都能被理解，李师中就是一个例外。

史载，李师中在“熙丰新政”20年前就对王安石的危害有所预言，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地方小官。包拯性格刚介，不合群，他入阁拜相后有些人就私下里揣度国家政策将生变革，朝廷可能自此多事，但李师中说：“包公干不了什么事情。鄞县知县王安石眼睛白多黑少，类似于王敦，他日祸乱天下，必是此人。”

其实李师中如此诽谤王安石，纯粹出于私怨。他和王安石同年中进士，自负才气，但王安石看不起他。一日聚会，座中人皆称赞李师中为少年豪杰，唯独王安石驳斥道：“唐太宗18岁起义兵、定天下，那才叫真豪杰。他李师中算得上什么豪杰!”二人自此结怨(《默记》)。王安石当政之后，李师中曾有意巴结，结果“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自此对王安石更加忌恨。

当然，《宋史》并没有记载李师中和王安石之间的这段私怨，更没有提及李师中“贴冷屁股”的遭遇，而只是用一种不无钦佩的口吻写道：“后二十年，言乃信。”

李师中意外的“青史留名”事件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日“旧党”们指责新政多用小人的时候，“旧党”中其实同样不乏小人。除去如司马光、富弼、苏轼等真正的异政见者和如范镇之流的政治时尚的追随者之外，尚存在着大量的贪名之徒。

小人贪财贪色诚然可恶，君子贪名贪誉也绝非高尚。小人贪财是一种物质自私；君子贪名则属“精神自私”；小人贪财于国事不过疥癣小疾，君子贪名于国事却是心腹之患。

北宋的贪名之徒，首推满朝的御史与谏官们。因为名声的大小和他们的政治前途直接挂钩，而他们提升名声的最佳捷径就是弹劾他人。

御史、谏官们不用为其言语负责，所以往往不经调查，信口开河，攻击新法。一开始神宗还认真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后来发现监察系统不过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神宗自然有了被愚弄的感觉，渐渐将监察系统的吵吵嚷嚷晾在一边，不再理睬，直至由自己将其彻底控制。

其他官僚贪名之风也不在少数。熙宁三年，神宗起用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为御史引起了轩然大波。神宗任命李定的旨意下到中书省，中书省的当值合人苏颂、宋敏求、李大临等人拒绝草诏，相继挂冠而去。此举使得三人一夜成名，被当时的士大夫们尊称为“熙宁三合人”，成为当红的偶像组合。但这种缺乏原则性的无理辞职于国事完全无补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神宗皇帝对士大夫们的怨恨，也让其他人的合理进谏更加困难重重。

再如，画《流民图》的郑侠本来是个小公务员，既没有出众的文采，也没有过人的人品，但一幅《流民图》却让他如火箭般蹿红，被时人及后人尊称为“西塘先生”。郑侠死后，苏轼等大腕纷纷作诗悼念，深切缅怀，乡人则将其生前所居间巷命名为郑公坊，所在州县学宫除祭祀孔孟先圣先贤之外，也给郑侠供奉起了香火。

3、草和苗

“旧党”中存在的另一政治陋习是他们的无原则反对观。凡是新政。不论对错，无一例外均要予以反对。宁要“旧党”的草，不要新政的苗。

北宋北面缺少防御游牧骑兵的天然屏障，为了弥补这一致命弱点，神宗决定在北部边境一线大规模地植树造林，以阻止契丹骑兵的来

去自如。这当然为契丹所不能容忍。1074年四月，契丹派使者要求重新勘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边界(此地宋、辽争执已久)。前宰相韩琦掌管军事多年，神宗以此事相询，韩琦的答复很明确：一切都是新法惹的祸，罢除新法，一切OK。

韩琦在奏章中说：“据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做的很多事情似乎没有把契丹这个大敌放在眼里，对方因此见疑，开此祸端。据臣看来，我们有七件事情引起了契丹的怀疑：第一，高丽早已与我们断绝关系而臣属于契丹，如今我们却和他们通商·其二，以武力收复了熙河之地，契丹必然以为我们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其三，在代州边境大量种植榆柳，企图阻止契丹骑兵南下，其四，推行保甲制度，教给了百姓战斗技能，其五，在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其六，设立了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了部队装备，其七，在黄河以北前沿各州，设置了三十七将，以加强当地驻军的训练。”

“依臣为陛下筹划，应当先派使者前去修好，安慰契丹，那些让对方起疑的措施，我们也应该早早地废除。这样做了之后，如果契丹还要寻衅滋事。我们就可以一振威武，恢复故疆，一报国家多年来所受到的屈辱!”(《宋史·韩琦传》)

神宗皇帝看到这份媚敌求容、奴性十足的奏章，真是无言以对，感慨万千。

真不知如韩琦所愿，将上述七条措施全部废除之后，契丹若再来挑衅，韩琦将凭借什么来“一振威武，恢复故疆，一报国家多年来所受到的屈辱”!

相反，10个月后，王安石二度入相。他合小取大，将一块东西700余里的代北之地给了契丹，以换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则成了王安石奸佞无道的又一宗罪状。

4年之前，王安石亲自提拔上来的良将王韶发动“熙河之役”，一举收复了包括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和全部河湟地区(今青海省东北部)在内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西夏右翼，对其形成包围态势，以彻底击溃这个顺反无常的心腹大患。但是，这次巨大的胜利并没有获得士大夫们的理解。王安石辞职之后，王韶被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指责为“开边生事”，遭到免职贬谪。更有甚者，因党项时常入境掳掠，士大夫们甚至建议神宗皇帝放弃“熙河之役”的胜利果实，将收复的国土退还西夏，以换取双方的睦邻友好。

“旧党”士大夫们建议神宗抛弃20余万平方公里的熙河之地，相对于王安石放弃东西700余里的代北之地，并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唯一的解释是，“熙河之役”的胜利和代北之地的合弃是新政的苗，而废除使契丹怀疑的七事和放弃熙河之地则是“旧党”的草。

还有更荒谬的事情。“旧党”士大夫们甚至将“安南(今越南)不灭”的罪责归咎到王安石“进郭逵而退李宪”的人事安排上。当日交陆犯境，朝廷最初起用宦官李宪前去抗敌，后来在王安石的建议下，用宿将郭逵替代了李宪，虽未颠覆交耻政权，但战事还是取得了胜利。

如果宦官李宪被撤职的建议出自某位“旧党”同仁，恐怕“旧党”们非但不会将“安南不灭”的罪责归咎于他，而赞叹之声早已不绝于耳了吧。

4、被酱掉的好榜样

当然，这种政治风气也并非一无是处。当日上层士大夫们虽然汹汹不已，但他们只争国事是非，而不争个人意气，就事论事，决不搞人身攻击。这一点无疑极为难得。

如韩琦压制王安石多年，又反对他的革新思想，朝堂之上两人已至水火不容的地步，但私下里王安石却极其敬重韩琦。每次论及近代宰相时，王安石总是说：“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韩琦去世后，王安石亲为其笔书了两副挽联：“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辆”。前者赞叹韩琦的道德功业，后者抒怀自己和韩琦的一段幕府之缘。

再如苏轼在新政问题上也激烈反对王安石，但私下里二人的交情也很好。王安石有偏头疼的毛病，后来得神宗赐宫中不传之方治愈。元丰年间，苏轼自黄州过金陵的时候，曾去拜访过已经辞官闲居的王安石。二人谈论诗赋甚欢，王安石更以药方相授于苏轼。

即使偏激如司马光，自彻底蜕化为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后，至死都念念不忘废除新法：“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但他和王安石私下里却也是几十年深交的老友，彼此从无恶言相传。王安石先走一步后，司马光曾建议朝廷对其赠恤宜厚。

但是，这样的好榜样最后却被“旧党”其他人和支持者悄悄地消解掉了，王安石的个人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渐扭曲。

《宋史·王安石传》里说王安石这个人忘恩负义，并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熙宁年间，欧阳修请求退休，大臣冯京主张挽留，据说当时王安石说：“修附丽韩琦，以琦为杜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修对王安石有莫大的知遇之思是举世皆知之事，史书这一笔记载，已足以彻底将王安石的人格击倒，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王安石的诗文和他与欧阳修的书信往来看，王安石极为尊重欧阳修。欧阳修去世后，王安石提笔撰写了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道尽了自己对欧阳修的高山仰慕之情，其末了一句更是将欧阳修引为知音：“呜呼，蛊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死后，也出现了他毁谤韩琦“但形相好尔”，还作了一幅《画虎图》并题诗予以讥讽的传言，捏造这一流言的人居心甚毒，众所皆知王安石小时候得过严重的疥疮，“肤理如蛇皮”，又有一张天生黝黑的脸，一个长相丑陋的人攻击别人玉树临风、潇洒倜傥，无疑是心理扭曲。

柏杨先生说中国实乃一口大酱缸，诚哉斯言。“熙丰新政”中这唯一的好榜样就此被酱缸酱掉了。

5、性格问题

论及“熙丰新政”，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对决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而其中最有必要说明的则是这二人截然迥异的性格特征。近代心理学上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在他们身上百分百适用。

王安石性格好动。《避暑录话》中记载：“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年辞官的王安石住在金陵钟山的谢公墩，他买了一头驴，每天早上一吃完饭就骑着驴前往钟山，在钟山定林寺睡完午觉，日落之前又骑着驴回家。《遁斋闲览》里说王安石棋品很差，和别人对局，从来不愿意深思熟虑，落子随意，等到快要输了，就一股脑儿将棋局搅乱，说：“下棋本来图的是适性忘虑，如今反而劳思费神，不如且罢。”围棋讲究静修，王安石棋力不高、棋品不好，也是性格好动的缘故。《墨庄漫录》里说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其实也正如此书作者所说“乃天然如此”，即是一个人真实性格的映射。

司马光则恰恰相反，静默修为极高。《道山清话》中载，有一次，一位幕客将烛台打翻在司马

光身上，结果“公不动，亦不问”。烛台倒在身上，可能烧着衣服，但司马光仍坐着岿然不动，可见其静默修为非同一般。司马光自己不爱动，也不喜欢家人四处乱跑。他被贬谪洛阳期间，一年上元节，司马夫人想要出门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挂灯，何必出去看?”夫人说；“人家不是光为看灯，也想看看游人。”司马光回答说：“家里没人吗?难道是鬼?”(《轩渠录》)

王安石性格刚强执着，认准了的事情百折不回。世人皆知他面对巨大压力主持变法时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却很在乎人言，易为人言所曲。《霏雪录》记载，他编写《资治通鉴》时，用了很长时间都没编完，于是惹来一些闲言碎语，说他故意拖延时日，贪图朝廷给的饭补(“利餐钱”)。司马光听说之后。将书匆匆编完，结果导致此书最末的五代部分繁冗甚多。

司马光自己曾经说过一段轶事，也很能体现出二人性格上的这种差异。二人年轻时同在群牧使包拯手下工作。一日群牧司衙门里牡丹花大开，包拯置酒请客赏花。包拯劝酒不止，司马光拗不过，颇喝了几杯，但同席的王安石却“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

如此性格差异，对号入座，王安石归入“新党”，司马光归入“旧党”，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趣的是，晚年的司马光也殊途同归，变得比王安石还要执拗，无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力劝解，誓死要逆流而上，恢复过时了的“差役法”。

6、身后事，不由己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王安石成了一个永远难以盖棺论定的神秘人物。

神宗去世后，9岁的哲宗登基，朝政长期把持在后宫太后和几位朝廷宰辅手里。但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长，哲宗亲政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朝中残存的“新党”如章悖等人自然成了哲宗拉拢团结的对象，元祐八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套在17岁的宋哲宗脖子上的枷锁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于是绍圣年间，王安石终于有了一个谥号：“文”，并得以配享神宗庙廷。

哲宗无子，在后宫太后们的安排下，其弟端王赵佶即位，即大名鼎鼎的宋徽宗，随着太后们的相继逝世，宋徽宗也开始拉拢团结朝中残余的“新党”如蔡京等人以对抗宰辅重臣，收回权柄。这些权利斗争又一次让王安石在九泉之下“渔翁得利”，崇宁三年(1104年)，王安石的神像被放人文宣王庙(孔庙)，排列在颜渊、孟子之后，十贤人之上，并被追封为“舒王”。

但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已和王安石及其变法思想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他们挂着王安石的羊头，卖的则是自己争权夺利的狗肉。如果一定要说实质性的关系，那就是徽宗朝的著名奸相、“六贼”之一的蔡京是王安石的亲家，其弟蔡卞是王安石如假包换的女婿。

过了二十来年，朝政又是一变，宋徽宗玩出祸来，江山沦落。宋高宗泥马渡江，总结前代教训，为推卸老爹徽宗的亡国之责，王安石的塑像又从神宗的庙庭中被扔了出来，追封的各种头衔也被一一剥夺，再后来，宋理宗将王安石定性为“万世罪人”，最后，道学先生朱熹强烈要求王安石为北宋的覆灭负责，南宋士大夫们终于就王安石的盖棺论定问题达成最后的共识。

宋儒们在朱熹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再次篡改了《神宗实录》，而元丞相脱脱在元代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里组织人马照着各种宋代实录匆匆抄出来一部《宋史》，其中《王安石传》里说：王安石做宰相，既是王安石自己的不幸，也是整个宋朝的不幸。

7、稻草和驴子

“墨翟真自苦，庄周吾所爱”是王安石晚年《无营》诗中的一句。做了半辈子墨翟的王安石在生命之灯油尽灯枯时分，似乎忽然看见了飘飘忽忽、悠悠荡荡的庄周和他那只虚虚实实、变幻莫测的蝴蝶。对此时此刻的王安石而言，墨子式的充实与担当是一种沉重，而庄周式的虚无与放弃反是一种轻松。

王安石轻松下来的同时，大宋朝也终于放弃了最后一次垂死挣扎，静静地安于天命，等待那场最后的大掳掠。

自宋代朱熹到清代王夫之，在主流士大夫们眼里，“熙丰变法”是压跨大宋朝这匹不堪重负的骆驼背上所缺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而自宋代的陆九渊到近代的梁启超，在众多非主流士大夫们眼里，这场变法则是压跨大宋朝这个可怜的溺水者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不管它是致命还是救命，总之，是最后一根了。

唯一始终不被人们所理解的，是所谓的“熙丰变法”并不属于王安石，而实属宋神宗。在历史闹哄哄的表象下，掩藏着一个被阉割过的王安石。而这场变法也只能是一根轻飘飘的稻草。这一点，从1068年四月王安石满怀希望入朝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王安石死后约四十年，北宋灭亡。

“熙丰变法”的失败是一种制度性失败；王安石的悲剧也是一种制度性悲剧；北宋的灭亡也是一种制度性灭亡。这让我想起了柏杨老先生曾经讲过的一则寓言故事：一个农夫在悬崖绝壁的山道上赶一匹驴子，驴子紧挨着悬崖绝壁走，农夫心惊肉跳，总想拉它往里靠一点，但驴子总倔着不肯。农夫稍微用力，它反而咆哮嘶咬、乱踢乱跳，结果栽下了万丈深渊。农夫望着万丈深渊，一脸无奈地说：“驴老爷，您赢了!”

我现在也想一脸无奈地对大宋朝，包括他的开创者赵匡胤，包括那些严格遵循祖宗的“良法美意”和儒家政治游戏规则的孝子贤孙、忠臣名儒们，更包括宋神宗本人在内，说一声：

“驴老爷，您赢了!”[连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