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高压控制的手段之一

一

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也许终生不仕，但他们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去桂林城外游玩。官轿刚出胡同，路边抢出一位老者，他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不由得心中腻烦，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从把文书呈上来后，朱椿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即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的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此策书不仅层次清楚、文字明晰，其中还有许多数据分析。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就说：“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一位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

看完了策书，朱椿神色大变，游兴一扫而光。他立刻转轿回府，并下令将老者带走细细审问。老者一看方伯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临大敌，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

原来此人名叫吴英，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60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期望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人世走了一遭。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一个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看还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还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到省城，连夜进行刑讯，当场打残两人，目的是为了查实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

但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这的确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指责朝政，其中竟然冒犯圣讳，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逢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l 6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九卿、大学士等人多次反复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将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因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事见《清代文字狱档》)

二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梦想，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赋。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村鄙不经、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自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对献言献策者大开杀戒。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名叫王肇基的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词句颠三倒四的时政评论。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下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

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获罪的文字狱开始连绵不绝。而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下面这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是年31岁，是个秀才。他想面见皇帝，献一本自己所写的书，献书的动机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但他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如此交待：“臣名日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他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幻想的他灵机一动，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将心中夙愿倾诉，皇帝一高兴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于是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41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开怀大笑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没有取冯起炎的脑袋，仅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将其“刺字发遣”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冯起炎最终只能在北大荒里终老了其身。

三

除了这类“逞才获咎”型文字狱外，乾隆朝还

有一种文字狱更令人难以理解，那就是“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

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自幼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实系一精神病患者。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而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此案不是真正的逆案，最后他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了事。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因杨在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所以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此案子若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如果丁文彬在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皇帝立刻传谕，杨应琚可以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其行刑日期。

杨应琚受命之后，当即亲赴大狱察看，发现丁氏言语气短，精神极度萎靡，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当天布置法场。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在万头攒动中被凌迟，其兄丁文耀被处以斩监候，两个年满16岁的侄子丁士麟、丁士贤被配给功臣家为奴。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皇帝的法网，皆被处死，亲人连坐或为奴。

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瑞安“城管”搜查，缴获了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和《孔明碑记》，并报给县令。

其实李浩贩卖的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结盟图》劝世人遵圣守法；《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然而在乾隆朝，一旦案子事涉文字，官员们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此事十分重视，批示道：“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的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乾隆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四

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宽容大度。

雍正在位期间曾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乾隆对这些文字大狱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不仅赦免了其中许多被牵连之人，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一纸令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一直到乾隆十六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

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中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后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后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但乾隆对他依然相当迁就，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谢济世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下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诏命中说谢济世“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的界限，对异端思想可以进行必要的压制，但不会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的心态如此难得的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笔的文人学士们如沐春风，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对于那些荒唐的文字狱，乾隆皇帝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一个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怎么会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呢?

五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日，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秘报说，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本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一是说乾隆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因金川之役滥杀官员，此外还尽可能夸大其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最后甚至对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

我们可以想象乾隆在读到这个报告时的心情，这对他无疑是当头一棒。

即位之初，乾隆一心一意想做一个明君——开明、克己、仁慈、正大光明、爱民如子。

父亲雍正是他的前车之鉴。他亲眼看着父亲为了治理天下、饱暖黎民而绞尽脑汁，然而普天下并没有多少人称颂父亲的好处，相反，从文人学士到乡野农夫，腾于众口的居然全是关于父亲的种种谣言。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苛待，主要是因为他过于明察，许多政策风霜严肃、伤人太多。于是他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样，以一个宽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册。

应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乾隆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16年间，他减轻刑罚、普免税粮、平反冤狱、恩待群臣，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所听到的也几乎都是臣民们的感激歌颂之辞，所谓“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乾隆立命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弥于局部。不料，一查下

去，不单是贵州一省，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份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而传抄阅读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从各级官员、秀才书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脚的、磨菜刀的、要饭的、游方和尚都闻知稿中内容。

这样一份明显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被人们抛诸脑后，乾隆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沦为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于是此后的两年间，他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伪稿案”上，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了无数谕旨，命令各地官员穷追不合，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千刀万剐，以解此恨。

此令一下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涉的人越来越多，案情却仍然是一团乱麻，了无头绪。眼看着这样查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份伪稿的低层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不想就在“伪稿案”还没有平息之时，又发生了一起“马朝柱反清案”。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伪稿案”时，在湖北东北部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有个叫马朝柱的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意图不法。他还刻了一个大印，内有“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的字样，不轨之心昭然可见。

整个心思都沉浸在“伪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反应是怀疑马朝柱就是制造伪稿之人，但审讯之下，发现马朝柱与“伪稿案”无关，但此人的威胁不在“伪稿案”之下。

马朝柱不仅鼓吹法术，发展了大批信徒，还在各地“散札招军、囤粮制械”，操练刀枪，并且已经派员联络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河南商城、开封、南阳、四川蛾眉山等地的信徒，互为呼应，并设立四将军职位，分统各部，约期举义。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时，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硝磺(制造火药的原料)数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二百余人。

“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惊——如果不是因为追查“伪稿案”，一两年后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就要掀起!思索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信心又一次遭到重击——原来自己治下的江山，远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么四海升平!

六

对于“伪稿案”和“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他说：“临御以来，爱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灾浸，不下数百万帑金多方赈恤。至于蠲贷展缓者，更难数计。正供而外，并无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纵容贪残之吏剥民脂膏也。即间或有不肖官员，略有派累百姓之事，无不立以重典，此实从来未有。”并认为：“人民当感戴国家修养生息之恩，共安乐利，实不解此等乱民，因何丧胆昧良，甘蹈法网?”(《清实录》)

现实政治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彻底破灭了。如果说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是他对官员们积累多年的失望的一次大爆发，那么“伪稿案”和“马朝柱案”则使皇帝的失望扩展到了底层百姓。

乾隆曾以为只要以仁慈之心对待臣民，就不会像父亲那样在身后落得恶名。但“伪稿案”的出现打破了他的这个幻想。他开始认定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

乾隆此前以为，只要全力关注民生，不使黎民流离失所，就不存在农民造反的威胁。但“马朝柱案”让他认定，心存不轨的刁民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不论吃不吃得饱，总有人痴迷于皇帝梦而无法自拔。

因此，乾隆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韩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间一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人人心中充满了“自为心”和“自利之心”。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用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心度》：“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屡受现实政治打击的乾隆皇帝渐渐完成了“由儒入法”的统治思想转变。

乾隆十五年，乾隆反省自己执政以来的经历说：“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而如今)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他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初为什么那样严猛苛刻。

步入中年的乾隆确定了他的统治策略，就是综合使用“宽”、“严”两手策略：对于民生，他一如既往地关注，遇到灾荒仍全力救助，不遗余力，但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现象，他不再宽容，不但不宽容，反而常常轻罪重治，以儆其余。

对此，历史学家孔飞力评价说：“他(乾隆)在宽容和严厉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因此，他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常态，而只是一种均衡。”

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的严厉越来越朝严酷苛刻的方向发展。他动不动就斥责官员们“妇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语言风格、思想方式还是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甚至超过了雍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越来越觉得屁股底下的宝座不稳。

“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十月，江西又查获了“何亚四谋反案”，紧接着十八年正月，福建又爆发了“蔡荣祖谋反案”。虽然两起案件都及时被侦破，但习惯于危机思维的皇帝却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范农民起义开始成为他政治思维的新重心。

确实如乾隆自己所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会问题却已经不是几条民生措施所能解决的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压力，而乾隆统治的50年间人口翻了一倍。虽然当时土地开垦数及亩产都有所增加，但人均粮食占有量较明代相比都大幅度下降，人多地少、贫富不均等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社会动荡逐渐加剧。

此外，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大兴起来。据《清代八卦教》一书统计，乾隆二十年以前的史料仅记载了16宗秘密宗教与结社的活动，而乾隆二十年以后则多达199种，可谓五花八门，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底层社会的风声鹤唳让乾隆不能安枕·各省关于民间宗教案的汇报不断传来，更让皇帝头痛不已。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于民众闹事，乾隆定下了把一切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对策。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茅不剪，将寻斧柯”。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

乾隆对民间宗教和结社的打击更是不遗余力，“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他又下令说：“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干涉

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

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其中最为残酷的是乾隆四十年处理河南“混元教”。

混元教教主攀明德不过是以气功巫术治病，并无任何谋反迹象，信教者也不过是为了可以治病，死后不落地狱，“世世转生好人”。但乾隆却严令“实力穷究，务绝根株”，唯恐“翦除不净，再留一孽”，因此教主被凌迟；其兄弟子侄均被斩决，骨干教徒都被正法；一般教徒或处斩监候，或被发配为奴，或者充军，或者徒三年，或者枷号杖责。乾隆还明确规定：“以上各犯均系邪教重情，其中虽有年逾七十及八十之人，俱不准折赎免议。”

八

表面上看，此时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如果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

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代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30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20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130起的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童生等占近40起，平民50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72％。

这个统计数字，分明体现了乾隆对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的过度防范心理。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所从未发生过的，从而也打破了士大大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而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总结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而他对“失意文人”的注意是从“伪稿案”开始的。

从大臣的汇报来看，伪稿文字水平不高，应该是出自进学不成的底层文人之手，所以在追查此案时，乾隆怀疑的重点就是基层官员和不得志的文人。

乾隆三十一年，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辫案”。乾隆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他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便会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的身影不时隐现其间。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

乾隆是一个最重视纲纪的人。他认为历代败亡皆因“纪纲不振”，而纪纲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下不可以凌上，任何人不得有非分之想。果亲王弘瞻因为在向皇太后请安之时，不小心坐在了皇帝平时请安之时常坐的地方，就被乾隆认为是越轨，兼以他“素不安分”，遂革去他的王爵，降为贝勒。

乾隆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进身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因此，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其一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干政治者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地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九

乾隆朝的其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从汉代之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以“白莲教”为旗帜起兵，而“马朝柱案”也具备民间秘密结杜的特征(一是所谓的“妖言惑众”；二是以前朝来号召群众；三是秘密结社)。

民间宗教中往往有对未来吉凶的预言，以劝诱民众人教避灾。对于这样的文字，乾隆十分警惕，从不放过。

乾隆二十二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一本，名叫“古圣遗书”。书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但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功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山西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内容预测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遣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历朝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可以说，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小题大做、杯弓蛇影，但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的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宗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山东小长治村人李盂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后，地方大吏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说：“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已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后来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

这坚定了乾隆把此案追查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而他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

这个宗教的特点是“儒教专制化”，教内强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札勿动”，愚忠于教首。

这个教派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教主之下，设8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6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

就高，管的人就越多，如同当官一样。其原理与现在的传销异曲同工。

他们的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不仅收徒弟、作会、封某人的教职、教主过生日要敛钱，还“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来敛钱，如根基钱、扎根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不一而足。

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所以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经过刘佐臣、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刘家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充当“邪教”教首，于是在康熙四十五年花了4600余两白银捐了个知县，“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直到康熙五十八年被“参回原籍”，他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五代，教徒众多，组织严密，已“蔓延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教内组织盘根错节，已成不可解之势。所庆幸的是，还没有等到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过“文字大网”网了出来。

乾隆侦破此案，对刘家进行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27个，共计白银12427两，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

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这件事也更鼓励皇帝对这类文字之狱不能放过。

十

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有不少人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神异，以获众人拥戴，其中也有一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

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也是他处理丁文彬案时的基本心理背景。

乾隆三十六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后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8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但乾隆仍然不放过。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可以制造恐怖，恫吓百姓，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

在血淋淋的文字狱背后，反映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和过度防范心态。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对策，并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可以压制一时的矛盾，却不能消灭矛盾产生的根源。越高压，社会底层酝酿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烈，反抗的怒火必然会在最薄弱的环节喷薄欲出。

因此，虽然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甚至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就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50余年后，正是4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