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冕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仍奉明永历年号，坚持他收复统辖的台湾岛从来就是“中国之土地”，在台湾孤军抗清。

当年五月，年仅39岁的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掌控父亲遗下的大权，主政台湾。他“自称世藩。凡台湾属文武各官所用旗纛。均更书为世藩属下字样”，意在自立为主。图谋在台湾另立国家，并一再拒绝削发登岸、归附朝廷。

时已雄踞大陆的清王朝统治者，不能容忍台湾岛从国家版图中分裂出去，更不能容忍蕞尔小岛再冒出个皇帝来与自己分庭抗礼，于是决定用武力征讨郑氏，收复台湾。

台湾海峡波涛汹涌，清王朝要平定台湾。必须得有一支比对方更厉害的水军，而想建立这样一支水军，关键得有一员比对方更高明的水军将领。

于是，一个人出现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视野里，凸现在大清初年和战交替的统一台湾的大背景上，他就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

一

施琅是清廷与郑氏集团都很看重的水军将领。海澄公黄梧曾向李率泰举荐施琅说：“(此人)仇贼甚深，知自知彼，胸有成算”，“且智勇兼优，忠诚素矢……与梧戮力驰驱，必能翦除海孽。”李率泰将这番建言奏报朝廷，施琅得以起用。

而施琅被提拔重用，主要是受到朝廷重臣、大学士苏纳海的赏识。

苏纳海为满洲正白旗人，曾在多尔衮身边担任侍卫，通晓用兵用人之策。顺治十七年(1660年)，苏纳海任兵部尚书，曾赴福建同安，检阅时任同安副将的施琅整练兵马情况，进行面试考核。当时他对施琅的评语是：“防守汛地，真有为主实心报效之意。”因此，他向朝廷提出：“此副将应给与总兵救印。”苏纳海的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朝廷明白施琅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水师将才，遂颁谕命他统领一支水师，提拔为绿营军最高官衔提督之职。

郑氏父子更是深知施琅的厉害，郑成功曾断言道：“此子不来，必贻后患。”在他的眼里，施琅其人，是猛虎，是劲敌，如若不除，将后患无穷。

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趁郑氏集团权力交接、内争纷扰之际，清王朝接受黄梧、施琅的建议，命浙闽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和水师提督施琅向郑军发起大规模攻击，一举拿下金门和厦门。随后，清军攻取郑军在大陆的重要基地铜山，郑经仅率战船数十艘逃往台湾。

清廷大受鼓舞，意欲一举攻克台湾。

翌年七月，清王朝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八月，令其统率新近降清的郑军麾下大将周全斌和杨富、林顺、何义等郑军降清水师军官统领水师进剿台湾。十一月，施琅率水师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刚一出海，突遭飓风袭击，水师兵船无法逆进，只好偃旗息鼓、半途而返。

出师未捷，施琅第一次统兵攻台失利。朝廷降旨：“伺机进剿，勿以日久为虑。”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施琅奉命再次征台。水师船队在海上行进，再次遭遇飓风，兵船难以前进，在海上折腾三天两夜，不得不撤回金门料罗湾避风。四月二十六日，风平浪静，云开日出，施琅下令船队起锚，继续向台湾进发。可是，船到澎湖口，又一次遭受飓风袭击。

事后，施琅在上报朝廷的奏本中如此描述当时水师遭袭的情形：“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臣所坐战船，亦飘至南方。”

两次征台无功而返，脸上无光的施琅，急忙向朝廷呈上题为(《密报进攻台湾舟师被风事本》，洋洋万言解释出师失利原由，并且表示，他将“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候有南风讯息，即约期复征”。

但朝廷已失去了原有的热情，只颁谕冷冷地说：“进兵与否，已有旨。兵部知道。”不久，即派总兵官孔元章等人赴台招抚。

二

康熙五年正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因上疏反对鳌拜提出的镶黄、正白两旗“圈换土地案”，惹恼势焰熏天的鳌拜，于当年十二月被鳌拜处以绞刑。苏纳海被杀事件与施琅虽没有直接关联，但施琅从此失去了一位了解和支持他的朝中重臣，其征台事业受阻。

康熙六年，康熙帝亲政，但朝政仍由鳌拜控制。当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琅呈上《边患宜靖疏》，认为孔元章称台湾郑氏答应受抚之说不足为信，对方“未必有归诚实意”，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他还提出用兵谋略，届时采用剿抚并用之策，先“据澎湖以扼其吭，大兵压境，贼必胆寒”，而后进行招抚，若招抚不成，再“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

施琅对自己提出的“剿抚并用”战略颇为自信，认定只要此举运用得法，必可大获全胜。于是他翘首期盼，等待朝廷命其征台的旨令。然而，此疏呈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次上疏，在题为《尽陈所见表》中，结合自己的见闻，提出对郑氏集团的看法和对台主张，认为“郑经逃窜台湾，负嗤恃固。去岁朝廷遣兵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如不讨平台湾，而严迁海之令，必弊多利少，导致“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倘若让郑氏得到喘息，“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逐渐坐大，窥视边疆，必后患无穷。

这一次，施琅很快得到朝廷的回音：“渡海进剿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其施琅之缺，着施琅自行择人暂行代管。兵部知道。”同时还下令让施琅携带家眷进京。

既然是“作速”赴京向皇上当面阐述对台主张，当是去去就回，何必携带家眷?虽然满腹狐疑，但施琅更愿将此理解为圣上非常隆恩，遂于四月间火速启程，驰赴京师。

暮春时节，施琅抵京。少年皇帝康熙向他面询对台方略，施琅利用这一极其难得的机会直抒己见后，意犹未尽的他又上《台湾剿抚可平疏》，认为台湾郑军实力不足；郑经智勇俱无，其手下部将都是庸碌之辈且散沙一盘；士兵需要耕垦自给，荒于操练，战斗力弱。他还分析判断说：“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成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是为因剿寓抚之法。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千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迫之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由直抵台湾，抛泊港口以牵制之。”最后他得出结论：如采用此策，“贼可计日而平”。

清朝廷对这一未来被证明非常正确的对台策略进行了研究讨论，但最后竟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为由予以彻底否定。朝廷之中喧闹高涨的主和声，淹没了施琅“因剿寓抚”的主张。

随后，朝廷下令，撤销原设置的水师提督官职，裁撤福建水师，焚毁全部战舰，宣示不再武力征台。同时，朝廷命施琅留在京城担任内大臣，将他抬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由从一品

提督提升为正一品内大臣，由绿旗汉籍抬入皇上亲隶的旗籍，看上去无论官职还是身份都大为提高，风光荣耀，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被削夺兵权，担任闲散之职。

施琅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时他这才省悟过来，为何要他携带家眷来京，为何朝廷格外示恩由他自行择人代理提督之职。实际上他被软禁了，只不过这是一种光彩体面的软禁。

从康熙七年(1668年)春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夏，施琅被削夺兵权羁留京师达13年。

三

康熙八年五月，少年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擒鳌拜，夺回旁落多年的皇权。当年十一月，康熙帝破格授予施琅伯爵爵位，但却没有立即命施琅返回福建重组水师。随后，康熙帝派大臣明珠等人赴泉州与郑氏谈判，提出只要他们遵制剃发归顺，不仅可得到高官厚禄、保持台湾原有局面，还允许他们长期留住台湾，不必迁来大陆。

清廷做出如此的决定，一是因为康熙帝亲政以来将“三藩”割据势力列为头等重要大事高度关注，而对台问题被暂时搁置；二是皇帝对施琅一直心存疑虑。

一个立志平台的优秀海军将领，为什么会受到皇帝的猜忌呢?原因很简单：施琅是明朝降清将领，而且在降清过程中有过反复。

施琅1621年出生在福建晋江衙口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力气惊人、见识出众，家人对他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够谋取功名，光宗耀祖。无奈施琅好武不好文，只好弃文从武，拜师苦练武艺，精习兵法。

当时，正逢明末清初，遍地狼烟。因为叔叔施福是明朝总兵郑芝龙的亲信，所以17岁那年，施琅离开家乡投奔叔叔加入郑芝龙的队伍。因战功突出，他很快就晋升为游击将军。

1646年十一月，时任南明太师平国公的郑芝龙眼见大势已去，于是秘密派人联络降清。郑芝龙不顾儿子郑成功的苦劝和阻拦，率领包括施琅在内的部众赶赴福州降清，然而投降后的郑芝龙非但没有当上闽粤总督，反而被博洛挟持进京软禁起来。随郑芝龙来降的官兵被强行分配到清军军营，施琅也被编人攻打南明政权的清军中。

1648年，施琅获悉郑成功起兵抗清，于是率领弟弟施显和一些部将投奔到郑成功麾下。当时郑成功起兵不久，力量弱小，因此非常器重施琅的军事才华，任命他为左先锋，视其为左膀右臂，每遇大事都要和他商量。施琅也一心一意为郑成功效劳，率军队攻下漳浦、揭阳等地，提高了郑成功的威望，扩大了势力。

然而，时间一长，恃才傲物的施琅与年轻气盛的郑成功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二人的关系渐渐恶化。

1652年四月，“曾德事件”终于导致施琅和郑成功二人分道扬镳。曾德是施琅手下的一名标兵，因违背军法犯了死罪，害怕受到惩处便投奔郑成功寻求庇护。施琅听到郑成功把曾德提拔为亲随的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亲施大宣和弟弟施显。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盛怒之下处死了其父和其弟。施琅遂对郑成功恨入骨髓，决心投靠清朝，誓报郑成功杀父诛弟之仇。

听说施琅主动来降，清军闽浙总督李率泰喜出望外，立即报奏朝廷，清廷很快批复，任命施琅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把他提升为同安总兵。施琅的旧部得知他降清后，不少也追随而来。

虽然施琅由郑成功的亲密战友变成强大的敌手，但这种立场上的反复令清廷生疑，随后他两次率水师半途而返，又进一步加重朝廷疑虑。尤其是第二次征台，他在奏本中说遭遇飓风如何如何厉害，但实际上仅沉没损失两只小船，令人疑肠百结。更让朝廷放心不下的是，施琅还有众多亲属在海峡对岸郑经的手下做官，有的甚至颇受器重，朝中很多亲贵大臣私下说他与郑氏旧恩未断。

这类尴尬之事，朝廷不予明言，施琅更难以辩白。

兵权被解除，水军被裁撤，施琅的翅膀折断了。

春花伴着流水逝，黄叶随着秋风去。岁月无情地流逝，施琅羁留皇城，年复一年，遥遥无期。

以这种特殊背景，可以想见踌躇满志的施琅在陌生京城所过的是什么日子。名义上是显赫伯爵、一品大员，实际上清闲孤寂、生活清苦，以致逼得他夫人不得不放下贵妇架子，做一些针线活贴补家用。

13年的京师生活，对施琅来说是一片海，清苦的海、怨屈的海、孤寂的海、凄凉的海、窒息无助的海。但是，这一片茫茫大海中，没有一个沉溺呛水的施琅，没有一个随波逐浪的施琅，没有一个自绝于深渊的施琅。他在苍茫大海上顶风逆浪、一臂一臂地划着，不停歇地奋臂击水，坚韧不拔，泅渡大海。他明白，他不能停止击水。因为停止击水，他就会葬身于鱼腹，就会沦于万劫不复的渊薮。对于水军将领来说，战死于大海是最高的荣耀，而自绝于大海则是极端的耻辱。

施琅身羁京师却始终不忘窥取台湾，常与闽籍在京官员探讨台海形势，还致力于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退朝休闲时，他“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史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

施琅始终认为“海上可平”，坚信能够收复台湾。但在有的朝臣看来，他两次征台无功而返，是个爱说大话的人，过于骄狂，甚至连康熙帝宠信之臣李光地也这么认为。

后来，李、施二人秉烛论兵谈势。当谈起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兵败南京的原因时，施琅直言李光地所见不切实际，同时还指出郑成功当年之败是抛弃战船，水军当做陆军使，登岸屯结于南京坚城之下，合长用短所致。(《施将军逸事》)李光地听后深为佩服，了解到施琅虽羁留京师，但一直在钻研兵法，始终在研究作战对手，目光执著地关注着东南沿海的局势。这才认定施琅确是将帅之才，而非骄狂之徒。四

“三藩”战争爆发后，郑军乘机攻占了东南沿海不少城池，这使得康熙帝对台湾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台湾虽然远隔海峡，但一旦机会来临，郑氏就会卷土重来，反攻大陆，威胁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台湾问题必须予以解决。而清军在平藩中的节节胜利使康熙帝信心大增，相信台湾问题完全能够解决。

形势开始朝着施琅期盼的方向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重设福建水师提督，重建福建水师，接着先后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

早在康熙十五年，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就建议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十七年，升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再次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随后姚启圣又先后十多次向康熙帝保荐施琅，但康熙帝都没有采纳。

当时，能够统领水师与郑军作战的水师帅才稀缺，朝廷选拔艰难，为何偏偏不让知己知彼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复出呢?对此朝廷讳莫如深，直到康熙二十年，康熙帝垂询心腹重臣李光地时，才泄露其内心的确切顾虑。

是年六月七日，康熙帝御门听政，大学士等大臣启奏：将军喇哈达、总督姚启圣奏报，在台郑军主帅郑经已死，部下互相猜疑。他们建议，乘此良机命令水师进攻台湾。

康熙帝听后谕令：“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

着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遂后颁发谕旨：“郑经已伏冥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渡海攻取澎湖和台湾全靠水师，但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呈上《三难六不可疏》，声称澎湖守将刘国轩智勇双全、锐不可当，台湾难以攻取。康熙帝看罢大失所望，怒不可遏道：“我仗他有本事，委之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难堪大任。”

康熙帝了解到万正色平庸无能，便有了起用施琅之意，但他对施琅尚存疑虑：施琅之子施齐(即世泽)被郑军俘获后在郑经手下担任军职，据说后来被郑经杀害，不知到底是否属实。再说，施琅在京赋闲十多年，其才干如何已经很难说了。

在此之前，福建总督姚启圣对施琅子侄的情况作过详细调查，证实施齐、施亥两家73口已被郑氏全部杀害。他深知施琅的才干，因而多次力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并愿以全家百余条性命作担保。

姚启圣身为总督、正一品封疆大吏，举荐一位水师提督，在皇上面前竟以全家一百多口性命作担保，足以反观康熙帝对施琅疑心之重，也足见姚启圣荐才之心切。

对清王朝来说，用一员水师提督是一桩大事，若是用准了，就能打败倚仗水师作支撑的在台郑军，若是用错了，不仅要打败仗，而且此人很可能与敌狼狈为奸、倒戈一击，动摇大清基业。所以，起不起用施琅出任水师提督，康熙帝思虑再三，拿捏不定。为此，他先后四次询问心腹大臣、内阁大学士李光地。

“施齐果以内附为海上杀耶?”康熙帝问李光地。“海上”指占据台湾海岛的郑经集团。

李光地知道康熙帝尚存疑虑，于是答道：“施琅既来，琅海上所畏也，恐我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其父耳!”他看了看皇上。接着又道：“施齐后得来降，复为海上所得，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杀之。”

这番话对郑经起初为何让施齐当官，后来又为何将他杀掉，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施琅果有什么本事?”康熙帝又问。

李光地答：“琅自幼在行间，经历得多，又深谙海路，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

康熙帝频频点头，认为李光地说得有理，便问道：“汝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又说：“就汝所见，有可信任者，何妨说来。”

康熙帝关注的是施琅，李光地解说的也是施琅，但此时皇帝话锋一转，却要李光地为他推荐一员水师将领，而并不直截了当问施琅是否可担当这一重任，这让李光地心情沉重起来。

李光地矜持再三，答道：“此事非小，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复旨。”

过了数日，康熙帝派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前往询问。此时李光地极力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并娓娓道出四条理由：“他全家被海上所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唯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

康熙帝听罢，心中疑虑彻底打消。

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这天，康熙帝作出决定，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改任万正色为陆路提督。

施琅羁留京城13年的难熬生活，自此画上一个血色句号。

五

康熙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施琅将要离京启程，康熙帝设宴瀛台，为他饯行，同时赐他鞍马一匹。皇上神色凝重地叮嘱施琅：“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之至意。”

康熙帝神色凝重，自有一番道理。对于台湾问题，一直存在主张和平谈判与武力解决两种声音，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而这种声音高一些，时而那种声音高一些。时光流转到康熙二十年，朝廷内主张和谈的声音占据上风，普遍认为攻打台湾要渡过如此险远的一片海洋，海风巨涛变幻莫测，想要长驱直入克敌制胜，实在难有胜算。当时，主张武力攻台的只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声音微弱。

经过皇城13年历练，施琅已成为老道持重的帅才。宴会上，他提出要皇上派御前侍卫吴启爵随同征台的请求。康熙帝听罢，欣然同意。施琅这一手很高明：这等于主动要求皇上派心腹监视自己，使皇上心中的那个疑团彻底消除。

在皇上眷望的目光中，施琅踏上重返东南海疆的路。蓄积13年的绵厚阴霾，此刻化作痛快淋漓的电闪雷鸣射向东南。

十月初六日，施琅抵达厦门视事。为防止总督、巡抚、提督之间彼此掣肘，他上疏提出“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要求给予专征之权。但康熙帝没有全盘采纳他的建议，当月二十七日，他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施琅一起进取澎湖、台湾命福建巡抚吴兴祚负责刑名钱粮诸务，提供后勤保障，但不必随同进剿。

就在施琅整治战舰、督练士卒、制造军械之时，海峡对面台湾岛上的郑经之子郑克爽也在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因澎湖为台湾门户，所以郑克壤任命刘国轩为正总督，以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为副总督，调水、陆师增援澎湖，修战舰，筑炮垒，并派密探细作侦探对岸军事情报，厉兵秣马以待清师。

战鼓越擂越紧，郑克壤心中有些发虚。从康熙二十年起，台湾接连三年遭受旱灾，其间又数度遭受暴雨洪水侵袭，饥荒并仍，百姓难以生存，活活饿死很多人，土著部落伺机造反，形势越来越严峻。到康熙二十二年二月，饥荒更加严重，饿死者越来越多。

初八日，郑克爽派天兴知州林珩抵福州，谒见姚启圣，寻求和谈。姚启圣被打动了，知会施琅，建议“以抚为善策”。施琅对此持不同看法，总督、提督两人各持一端，和议未成，林珩不得不打道返台。

施琅想撇开总督、巡抚专征台湾已令姚启圣很不满意，现在在对台策略上，施琅又针锋相对，两人关系进一步僵化。

施琅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他明白，在挥师打下台湾之前，首先要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胜“主和派”。

十二日，施琅上疏请求调遣兴化、江东陆兵3000人配船进剿，获得康熙帝批准。实际上，这是施琅探出的触角，看看这会儿皇上心中的天平，是倾向武力攻台还是倾向和谈招抚。

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令平阳总兵官朱天贵及所部仍留福建，在后策应，听施琅调遣。

四月十六日，姚启圣、万正色联合上疏，陈奏进剿台湾“三不可行”。施琅则截然相反，上奏提出目前正值攻台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水师已作好进攻准备，台湾郑军“灭在旦夕”。

主战主抚，双方各不相让。

在此期间，姚启圣对施琅多方掣肘。施琅原择定农历四五月间进军台湾，因为这时正行南风，对清军水师出击有利，过了六月，遭遇飓风概率大为增加，出师不利。出身行伍、担任福建军事首领已久的姚启圣蓄意挑起南风进军有利还是北风进军有利之争，借故阻挠施琅出征，争执从五月初七至十六日未果，以至拖到六月，差点贻误军机。

施琅明白姚启圣的用意，于是断然越过顶头上司，直接上书康熙帝，坚持自己的对台用兵主张，又索性将姚启圣掣肘之事挑明，要求皇上“独任臣以军事，令督抚二臣催载粮饷接应”，断言如由他一人指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台湾“何难一鼓而平”，并且立下军令状，宣称：“若事不效，治臣之罪。”

此时，姚启圣也上书皇帝，陈奏台湾刘国轩又派官员抵福建议和，条件与上年一样，台湾则依照高丽、琉球等外国模式称臣进贡，但岛上官吏、将士、百姓不剃发，不迁往大陆。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康熙帝心如烛燃，断然定下决心，准许施琅“独任专政”，委以军事指挥全权，并催促他迅速进兵台湾。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施琅战胜对手，大获全胜。

六

经过13年的修炼，施琅已经成为坚韧无敌的蛟龙。具备一脚踏平万顷浪、一口喝干台海水的英雄气魄。现在，这条蛟龙挥率水师、扬帆出征的时机到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一日，施琅在铜山召开誓师大会，各镇、协、营等随征官员全部出席。十四日辰时(7～9时)，清军21000余人，各型战船236艘，浩浩荡荡从铜山出发，向澎湖进发。

十五日辰时，郑军澎湖守军主帅刘国轩获得这一情报。在此之前，他已令澎湖各岛守军沿岸构筑堡垒、布设火炮，岸外以炮船列阵，并调集重兵环泊于娘妈宫前口子及诸要口守备。申时(15～17时)，清军水师抵达澎湖外围，兵船分别暂泊于猫屿、花屿等澳。这些小岛上的郑军守兵不战而退，在清军到达前已撤奔澎湖本岛。

十六日，清军抵近澎湖本岛，施琅随即下达进攻命令。刘国轩率领部属两万多名、战船二百余艘，迎击猛扑而来的清军。论兵力，两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惨烈的征台大决战在澎湖打响，澎湖岛上顿时杀声震天，枪炮齐鸣。

就在这紧要关口，飓风突发，怒涛山立。施琅所率水师前锋簸荡漂散，战斗阵形被狂风打乱，遭到敌舰四面围攻。施琅见状亲率舰船冲击敌船，不幸右眼被枪铳击伤，血流满面。危急时刻，先锋官蓝理率船冲入重围，接连击毁三艘敌船，其他敌船畏怯稍退。于是，主帅、先锋得以联手攻敌。酣战时，蓝理也被一炮击伤，顿时腹破肠流。

在主帅、先锋均遭重创的情况下，清军急忙撤退。刘国轩因军中缺粮，恐怕部属溃散，不敢追击。当日战役郑军损兵两千余人，毁船约二十艘。

第二天，施琅回师停泊于八罩岛。郑军望见敌军泊于八罩岛，冷笑道：“此不足烦吾兵，潮至自碎耳。”施琅对海事熟稔于心，明知舰队停泊之处属于危地却没有良策，因为澎湖三十六岛凡能用于停泊兵船的军事要地均被郑军占领。施琅遂对天叹道：“三军命悬，悉听之天。”

按照常例，六月时节，澎湖难有五日和风，常常骤起飓风，怒涛山高，变幻莫测。因此，这次清军攻台，施琅心中并没有百分之百胜算。当时，海流湍急，兵船难泊，海潮骤涨，忽与岛平，看上去又一场摧天飓风就要袭来，情形万分危急。但不知为何，老天蓄势造作了一阵子后，竟突然平息。施琅庆幸非常，用手抚额说：“天佑我师也!”利用天赐良机，他下令整军五日，申严军令，审定功罪，赏惩官兵。

二十一日晚，清军舰队起航。刘国轩正要整兵迎敌，望见一团黑云从天边突起，便说：“不用排兵，但排酒来作戏。”因为黑云是飓风骤起的前兆，于是他断言清军舰队将很快葬身鱼腹。

酒筵摆开，忽然听得有殷殷之声，刘国轩环顾众将说：“何声遽鸣遽息?”过了一会儿，殷殷之声又起，刘国轩道：“岂雷声耶?”语音未落，只听轰隆一声，雷声大作。原来，澎湖一带海面有一个规律，乌云起必飓风起，雷声作则风云立散。刘国轩大惊失色，跳将起来，将筵席一脚踢翻，仰天长叹：“此天也，非人也，罢!罢!速具舟楫。”随即，他将日常乘坐、树有主帅旗纛的大船，换给他人乘坐，自己乘坐一条小船作好败逃准备。

二十二日，清军兵分四路发动总攻：施琅亲率战船56艘，均分为八股，进攻郑军主阵娘妈宫；都督陈蟒、魏明等率战船50艘为东线，自内直奔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康玉等率战船50艘为西线，自西侧突入牛心湾，佯动登陆，作疑兵牵制西面之敌，其余80艘战船作为后援。

郑军200余艘炮船、鸟船在刘国轩指挥下四处迎敌。其中20余艘大炮船，各装备三四千斤红衣大炮一门，铳一二百门不等，火力强大。两军对垒，一场恶战，只见炮火连天，矢石交攻，弹矢如雨，烟焰蔽天，咫尺莫辨。

战至巳时(9～11时)，南风大作，施琅立即令火器船乘风纵发，用火桶、火罐攻击敌舰。

这场鏖战，直至申时(15～17时)，以郑军大败而告终。郑军主帅刘国轩仅率大小船只31艘逃回台湾本岛，清军占领澎湖。

这场海战，郑军主力被歼，澎湖外围三十六岛兵民全部投降，战船损失194艘。相比之下，清军损失要小得多，可谓是一场完胜。

澎湖失手后，郑氏集团一下子乱成一锅粥：有主张降的，有主张守的，还有主张撤往吕宋的，一时间没个结果。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施琅并没有即刻发兵攻台，而是在澎湖安顿下来，一面安抚当地百姓，一面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郑军官兵。

对被俘的郑军兵将，施琅下令释放回台湾，临释放前他还专门声明：“我绝对不会报私仇!当年杀害我父亲的人已经死去，与其他人毫不相干。”他还许诺说：“不仅兵士不杀，就连郑家人只要肯降，我也绝对不会杀。”

施琅身边的人曾问他：“将军与郑家具有血海深仇，如今郑氏子孙已经成为釜中鱼、笼中鸟，您为何不快点发兵剿灭，为亲人报仇雪恨呢?”施琅说：“我带兵进攻台湾，这是国家大事，怎么能趁机公报私仇呢?只要郑家人真心归顺，我不会伤害他们，否则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连累台湾的百姓。”

与此同时，施琅上疏朝廷，建议对郑氏集团实行招抚政策，争取和平统一台湾，使台湾百姓免去刀兵之灾。施琅的做法，康熙十分赞赏，并传旨同意了他的建议。年幼的延平王郑克爽和刘国轩等人看到施琅的确没有杀人之心，于是连忙派人到澎湖施琅军前请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抵达台湾，由鹿耳门登陆上岸。刘国轩等人到军前迎接，台湾各族百姓夹道欢迎。十八日，郑克壤率领郑氏集团文武官员及明朝宗室在台的鲁王世子朱恒、乐安王朱凌等人削发剃头。随风飘落的一缕缕头发，标志着郑氏集团正式归顺和南明小朝廷寿终正寝。

施琅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京城的时候，正值1683年的中秋佳节。康熙闻讯喜不自胜，立即脱下所穿御衣，令人快马加鞭，驰赐施琅。随即，热血奔涌的皇帝诗兴大发，挥毫泼墨，写下一首特赐施琅的五言律诗：“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

自此，施琅遂成为康熙朝大红大紫之人。九

月初十日，康熙帝晋升施琅为靖海将军，官秩武职从一品，荣获京外武职官员的最高军阶，并晋封他为靖海侯，准许世袭罔替，以奖励其“矢心报国”的赫赫功勋。康熙帝还破格赐予施琅顶戴花翎，赐予内大臣殊荣——成为由上三旗子弟组成的、翊卫扈从皇帝的侍卫亲军头领。随后，康熙帝又御书“忠男性成”匾额赐给施琅，使其永享盖世荣耀。

七

平定台湾后，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缺乏认识，主张将台湾人口迁往大陆，放弃台湾的土地。康熙也一度表示赞同此议，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失之无所损”。

看到朝野上下弃守之声高涨，施琅心急如焚，连忙上奏了彪炳史册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坚决主张驻守台湾。在奏疏中，他指出台湾事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防护重任，万万不能丢弃。并用自己的亲眼所见进一步论证说，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为东南沿海地区提供重要物质保障。另外，他还告诫说：“荷兰等外国侵略者无时不想侵占台湾，我们如若不守住，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台湾一旦再被侵占，再出兵远征将会难于登天。”

施琅的上疏雄辩有力，这促使康熙改变了主意，下决心守住台湾。

1696年三月，施琅在福建任上病逝，享年76岁。康熙皇帝闻讯后痛心不已，下令厚葬，加赠太子太傅，谥号襄壮，并在泉州府学前建祠纪念。至今，闽南各地纪念施琅的牌坊、祠堂和碑文仍随处可见。

然而，三百多年来，施琅却一直是一位争议人物，关于他的历史定位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声音。

施琅的一生，就史载的情况看不外乎两件事。一是反郑降清；一是统一台湾。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后人对其评价褒贬扬抑不一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施琅降清是出于“报私仇”，那么其后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狭隘视野。无论是在征讨、弃留台湾问题上，还是在善后、治理台湾问题上，施琅都高瞻远瞩，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做出了不可抹煞的功绩，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爱国主义将领。

如果从“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的角度来评判施琅，则不免又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嫌疑。因为。无论是统治元朝的蒙古族，还是统治清朝的满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谋求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有学者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施琅降清但不叛郑。施琅投清后协助清政府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正是郑成功当年奋斗的目标，正所谓殊途同归。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就曾说：“郑成功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

事实上，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一副对联就是这样写的：“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后人如此把施琅与郑成功相提并论，可谓是抛开个人感情。基于中华民族的大义而对他们历史功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