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中的生存困境

2008-04-27郑乃勇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08年4期

关键词：欲望生存困境人性关怀悲剧意识

摘要：欲望化叙事是刘恒小说的显著特征，刘恒的欲望化叙事一方面在于勘探人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彰显自己的人性关怀的价值立场。就欲望话语而言，刘恒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将欲望与底层小人物结合起来，并因此显示出自己的底层关怀，同时，又让他们在欲望的困境中走向死亡。这种悲剧意识充满形而上意味。

欲望是人类感性生命需求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影响，要揭示人的真实生存境遇、生存状态，就离不开对欲望的关注。因此，对人的欲望的关注与书写，一直以来是文学无法绕开、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欲望作为人类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之一，不仅有其自然性，而且有其明显的社会性，他总是与一定的时代和历史语境相关。欲望遭压抑、或被彰显，不仅外在地呈现了时代、社会的体制变革和风向更替，而且内在地勾勒出人类的精神线索和心灵动向。

刘恒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探询人的基本欲望，对此，许多论者都有过论述。陈思和认为，刘恒的小说侧重于对“人性生理因素的极端探询”①。昌切说，刘恒“强化的是亘古如斯的生命本能”②。陈晓明亦认为“刘恒一开始就固执己见，把生存的欲求置于写作的中心而拒绝那些繁复的深邃的文化观念附加物”③。这些论述都明确地指出了刘恒小说的欲望化叙事特征。不过，仅仅指出这点是不够的，事实上，刘恒的欲望化叙事，一方面在于勘探人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彰显自己的价值立场。就如林舟所说，“他的小说实在是在对人之困境的逼视中作出审美意义上的克服、反抗和超越。”④

一

刘恒对人性中欲望的揭示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食、色、财富、权力等。不过，就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欲望中的最为基础的层面“食”和“色”，在刘恒小说中尤其鲜明⑤。需要指出的是，欲望（食、色）作为刘恒小说中的核心话语，并不是为了写欲望而写欲望，他借欲望叙述来揭示人在困境中挣扎的生存本相。欲望不过是刘恒勘探生存困境的一个视角，通过人们在欲望中的挣扎，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处境。具体说来，就是将人置于欲望的支配之下，通过对人的生命历程的描述来展示人与欲望的复杂关系，欲望与文化、伦理、道德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人的悲剧性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在刘恒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欲望是一把双刃剑，人在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过程中，最终有不得不面对欲望强大的破坏性。“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有生长及表现自己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受到了阻碍，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便会走上分解的过程，并且转变为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⑥《狗日的粮食》中曹杏花不顾一切地追求食的欲望，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购粮证的丢失，便让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女人，“当即便嗷地怪叫了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等到稍微清醒，嘴里只会吐出“丢了，丢了”，最后，女人服了苦杏仁儿，在吐完“狗日的粮食”五个字后，惊恐地死去。曹杏花的生命过程由对食欲的追求到最终无法摆脱它的支配，欲望本是人满足自身感性生命的对象，但最终却成了异己的力量，人在它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恐惧，欲望在此显示出了它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冬之门》同样表现出了性欲望的强大力量。日伪军的伙夫谷世财由于内心世界受到强烈的性压抑，他在内心疯狂地寻求发泄性苦闷的对象。最终他将目标锁定在神仙一般的干姐身上，从此，谷世财在性的压抑与向往追求中，一向懦弱的他变得勇敢：杀死李广泰，给王揩山缝头的时候，还诗意地加上了一个捅火棍，最后还用砒霜杀死了许多汉奸与日本鬼子。“性”所具有的酒神精神让人惊诧，性不仅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还有强大的创造力。

其次，是欲与理（伦理、道德、文化等）的矛盾冲突。《伏羲伏羲》中杨天青与菊豆的性爱悲剧尽管反映了人难以摆脱欲望支配的宿命以及性欲望的强大破坏性，但从更为本质的方面看，其实际上是欲与理、生命与文化、伦理道德之间的悲剧冲突。同样，在《苍河白日梦》中，二少奶奶郑玉楠嫁到曹家，却发现丈夫是个性冷淡性无能者，和她有极不和谐的性生活，一向爱笑的她也觉生活的乏味。机械工人法国人大路，远离家乡空虚寂寞，性本能欲望，在这乖谬的空气中，迅速俘获了他们。一方面是活泼完满的性爱，一方面是无处不在的封建伦理道德，而结局也是宿命的：二奶奶投河自杀，大路魂丧异乡。而《白涡》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双重困境，即欲与理、欲与欲的冲突困境。周兆路一方面享受着与华乃倩的性爱快乐，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理性，道德观与价值观带来的自责，在沉沦堕落中，一方面自我忏悔，一方面又自我辩护。但当他感觉到他的“性欲望”要威胁到他的副院长的职位和出国考察的机会时，他却毫不留情地掐断了前者。刘恒在此揭示出了人在欲望与理性、欲望与欲望之间的复杂的纠缠与冲突的生存状态。

二

刘恒小说的欲望化叙事背后，有着强烈的人性关怀意识。所谓人性关怀意识，即是对人的生存处境与生存方式的关注，它着重探讨人的生理生存，关心生命本身的意义。

人性关怀，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就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其中郁达夫小说中的充满压抑、孤独的性苦闷者的哀怜可看作是一种极其典型的呈现。但是，随着民族危亡意识的加强，革命战争文化逐渐取代了启蒙文化，人性生存的价值关怀也逐渐为血与火的革命冲突所遮蔽。五六十年代人性话语成了文学表达的禁区，80年代以来，随着对极“左”政治文化的清理，人性生存话语又成了许多作家作品中重要的文学主题。刘恒作为上世纪８０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在启蒙人道思潮的影响下，处于这种文学史的链条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因此，刘恒并不十分重视小说故事中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历史背景在刘恒的小说中只是一种模糊的隐性存在。就如昌切所说，刘恒的小说惯用的手法是“隐现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呈现恒定的日常生活，淡化人的社会属性，强化人的生命本能，在隐在与显在的相互映衬之中，在淡化与强化的相互作用中放大他的人性生存之思”⑦。

刘恒的人性关怀，在小说中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对本能欲望的突出强调。《狗日的粮食》揭示了粮食作为人的基本前提的重要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瘿袋为了全家能生存下去，几近不择手段地获取食物，单从道德角度看的确有令人厌恶之处，“有时，连天宽都有些看不下去”。但刘恒并没有给瘿袋以彻底的道德否定，因为刘恒清楚，要求每个人在感性生命的需求与社会道德或其他社会意义发生冲突时都选择后者，显然有悖于身体与生命的优先正当性，更何况，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肉体生命的正当性还与权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作品中，刘恒无意去宣扬感性生命的至高无上性，但作为普通的、卑微的瘿袋及其家人来讲，吃饱肚子是硬道理，因为没有谁能比他们更能体会，没有粮食吃的“魔鬼附体”的日子是什么滋味。瘿袋最后死了，但这并不是对生命优先权的道德性否定，相反，它恰好证明了认识和实现这一点的艰难。小说的结尾是颇有意味的：瘿袋死去多年后，她的丈夫“到承包的田里做活，时时要拐到坟地里去，小心拔土堆旁的杂草”并称瘿袋是“仁义的老伴”。而她的孩子们生活好了，因为“没有什么债务”，而“几乎将母亲忘却了”。

尽管刘恒借“性”表达的价值关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但其中对冲破各种束缚的性欲望的张扬与无法无天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刘恒的某种姿态。在《伏羲伏羲》中，已失去性能力的杨金山在将死之年，竟然花十八亩土地换取年轻的菊豆以实现自己的“儿子”梦，这里已存在显然的不合理性。而天青由极度压抑自己以致只能偷窥婶子菊豆洗澡和在锄地时撅起的“高高的屁股”，到突破束缚后的疯狂的性爱叙述中，虽说也有些病态的嫌疑，但显然其中又带有某种报复传统道德冷酷性一面的快意。

另一方面，刘恒小说的人性关怀具有一种彻底性，这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对普通小人物的关怀。除个别作品外，刘恒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小人物，伟大、光辉的东西与他们无关。甚至“从文雅的眼光去看，他写到的俗人俗事多为畸人畸事。畸有不好的意思；也是‘出格、‘走板。有形象的丑、怪、倔、猛、拙，行状上的淫、邪、恶、诈、龌龊、亢奋”⑧。可以说，对小人物的关怀是刘恒小说的一大特点。

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恰恰对小人物的关注远不如对英雄们的关注。即使是在高扬人性旗帜的“五四”时期，卑微的普通人在大多数作家笔下总是麻木、愚昧且需要启蒙的对象，而他们合理性的基本的人性需求不仅得不到表达，而且常常将他们的需求指认为是非法的。因此，阿Q“想和吴妈睡觉”的愿望在知识分子眼里便是可笑的、不合理的，而只有郁达夫式的意淫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具有某种英雄色彩。

但刘恒清楚，这“世界是由愚人和傻子们支撑的”，只有他们身上所映照出来了的心理情感和生命历程，才能把握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年代，以及人生的全部内涵和生命的完整形态。关怀人性就必须关怀这些小人物，只有选择小人物来承载人性关怀才是最彻底的人性关怀。刘恒冷静地叙说着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欲望及其挣扎，骨子里却怀有深深的同情与温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恒被称为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者”⑨。

三

阿成曾这样评价刘恒，“刘恒简直是一把锋利的箭。他将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表现得非常嚣张也颇为悲怆。说实话，现在像刘恒那样用骨头蘸着鲜血写作的人不多了”{10}。这里，阿成概括性地指出了刘恒小说的悲剧性及其独特性，当然，这种悲剧性及其独特性在刘恒小说中有着丰富复杂的表现。不过，就欲望话语而言，这种悲剧性及其独特性主要指向这样一个命题：欲望是人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

对欲望，尤其是欲望的核心——性的关注，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刘恒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但与张贤亮相比，刘恒的独特性在于主要将欲望与底层小人物结合起来，并因此显示出自己的底层关怀，而张贤亮笔下的欲望却具有浓厚的“男性英雄主义”色彩。而在先锋派作家那里，欲望又变成了抽象的存在，他们不过是在借抽象的欲望颠覆历史、文化、政治等传统价值观，与他们相比，刘恒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即关注人在欲望中挣扎的生存困境这一事实。

尽管刘恒对其笔下小人物的欲望追求给予了同情、理解和关怀，甚至对阻碍它的伦理、社会、文化有着自己的批判立场，但他还是没给笔下的人物以乐观的出路：瘿袋吞杏死了；天青扎缸眼，菊豆苟活于世；二奶奶投河死了，大路也客死他乡；郭普云自杀了；李慧泉也死了。

刘恒小说中这种复杂、矛盾的悲剧意识，显示出了他小说的深刻的现实主义本质，这种悲观的姿态的背后，有着十分具体复杂的因素，比如，人性与文化，欲望与道德等等，但抛开这些具体的层面，刘恒的悲剧意识可能触及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形而上层面：欲望是无限的，生命是痛苦的，人永远在欲望的困境中挣扎。“它是源泉，流布欢乐与痛苦。它繁衍人类，它使人类为之困惑”{11}。这大概就是人类的真实存在。就如卡西尔所说，“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正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的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12}。

（责任编辑：吕晓东）

本文为井冈山学院青年教师重点资助课题《刘恒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乃勇（1972- ），江西吉安人，文学硕士，井冈山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②⑦昌切：《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文学评论》，1999（2）.

③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林舟：《人生的逼视与抚摸》，《刘恒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7（5）.

⑤郑乃勇：《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境》，《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9）.

⑥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P110 .

⑧吴方：《勘探者与勘探者的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0（3）

⑨晓华汪政：《“分析”的破坏与构成》，《文学自由谈》1989（6）.

⑩阿成：《话说刘恒》，http://www.mypcera.com/book/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