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水浒》以写英雄为主，首先上场的却是大贪官高俅。金圣叹分析作者之命意，说这是表示“乱自上作”，意思是因为上面有了贪官，下面才会造反。这种分析很有道理。不过，纵观《水浒》一书，虽然书中提到朝廷中蔡京、童贯等四大奸臣，与正史参证也有依据，但这些人究竟有多少罪大恶极的劣迹，《水浒》一书却基本上只停留在泛泛而论上，缺乏精细地描绘。即如高俅，书中写了他迫害王进和林冲，溺爱高衙内，但是否贪渎，并未正面描写。再往下一个层次，那个梁中书，是太师蔡京的女婿，为给老丈人拜寿，准备了价值十万贯的生辰纲，被吴用等人称为“不义之财”，但怎么个“不义”法，也不见交待，按现在观点看至多是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罢了。还往下一个层次，梁山泊攻破了许多城池，破城之日当然要宣布官员罪状，却几乎都是戴上几顶大帽子便匆匆了事，那些知州、知府究竟有多少残害百姓、徇私枉法的事迹，也渺不可寻。

以上一些奇怪的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以为，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间接证明了《水浒》作者的身份，他不会是一个在上层阶级中摸爬滚打过的人物，而只会是一个沉沦下僚的低级知识分子。高层腐败符合他的想象，可究竟如何腐败，他因为缺乏生活体验，只能泛泛去写；二是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受儒家伦理教化，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阶层中，腐败当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毕竟还是少数。

高层的腐败，《水浒》写来不见精彩，而大宋朝公门里的黑暗仍然让人不寒而栗，这种黑暗的源头在哪里？主要不在官的身上，而在吏的身上。

通常人们把“官吏”并称，实际上“官”和“吏”是两个层级，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说来，“吏”没有品级，不需经过专门的考试和选拔，也不能上国家人事档案，其职责是在各级衙门里办理各种具体事务。然而正因为这些人是具体办事的，所以和老百姓日常打交道的正是这一类人（七品芝麻官也要直接面对民众，但已是“官”中最低一层了），也正是他们流品之高下，最能让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所以底层人民总结了一句话，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因为“吏”的上下其手、残民以逞，公门里的黑暗在《水浒》中才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为了钱，可以直接买断人的性命，有董超、薛霸，有蔡庆、蔡福兄弟，解珍解宝因被毛太公私藏老虎闹了起来，充其量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却因毛太公打通了关节，被孔目、节级等人串通一气，硬生生打入了死牢；看钱多钱少，给监狱里的犯人不同的待遇。前有施恩他爹，后有戴宗；视关系好坏深浅，随便出入人罪，宋江明明是殺人的官司，就因为“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官府反倒出面对原告连吓带哄，宋江最后只落得刺配了事；深通权术的梁山泊王宋江原本也是小吏出身……

在《水浒》一书中，有官府的地方就不会有公平和正义，而其中最作恶多端最肆无忌惮的，就是这上不了品级的“吏”。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真相的，而怎样治吏，也便成为了历代思想家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旧王朝里，“吏”们为什么会如此无法无天，能量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吏员的出身不像官员，经过考试选拔之正途，因此在官方固然不受重视，哪怕是在民间，老百姓也只是畏惧其势力，而心鄙其人。另一方面，一个吏员，即使既有能力又有操守，也几乎没有一条名正言顺升迁的制度通道。这样，吏员们本来读圣贤书就相对要少一些，古代士人的那种道德使命感也就薄弱了不少，加上在朝野两极都受人轻视，又很难以清正廉洁而升迁，既如此，为什么不紧紧抓住现世的快乐，赶紧大把捞钱呢？这就是吏员们往往容易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原因所在。

吏冶腐败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毒瘤，为祸于民众甚烈。但细细研读《水浒》，有一点却常常让人困惑不解，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对自己因阅历所限，体会不深的高层腐败深恶痛绝，动辄“奸臣当道”云云，另一方面，对于那种实实在在严重侵害民众权益的下层官吏的腐败，作者尽管有切身的体验(否则他的细节描写断然没有那么精彩)，却很少流露多少谴责之意。这是为什么？窃以为，这实际上是关于腐败认知的民间心理的一种不自然的流露。曾经有学者认为，腐败在中国是有民间基础的，因为中国人痛恨腐败，但常常又视当官发财为自然之理，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他们之所以痛恨腐败，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分一杯羹的机会。这种心理在《水浒》中得到了验证，那些下层小吏给底层民众带来了那么多的伤害，在我看来，其对民众的实际危害性是远远超过高俅蔡京的，可是《水浒》的作者对此很少谴责，书中受到侵害的人物也几乎没有因此而对他们发出怒吼，甚至常常还会网开一面，这一切仿佛都在对我们进行说教：一个人只要到了那一步，都难免这般的，宽容一些吧。

【选自黄波著《说破英雄惊 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

题图 ／ 苏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