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如土委地，似花飘零。9月2日上午7点40分，一声闷响，结实的土地也难免微微震动。这样的一种震动，我想，全上海人一定都感知到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家住仙霞路的十二岁男孩小凡（化名）从六楼窗口一跃而下，十几分钟后不治身亡。开学仅两天，本市就接连发生了四起学生坠楼事件，这种充满破碎、尖利却又不无沉闷、压抑的响声接二连三地传来，俨然纠结成为一个城市内心深处的悲伤风暴，令所有人难以自持。

当有人，尤其是青少年开始不惜以结束生命来寻求解脱之时，它也成为这个世界无法释怀的忧伤，成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损失与巨大困境。卫生部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自杀，二百万人自杀未遂，青少年人群和女性人群是自杀的主要群体。相关部门举办的“第二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则提示，近年来，网瘾、吸毒、自杀、性犯罪、早恋、自残、厌学、虐待动物等行为成为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几大问题，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大学生普遍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青少年摧残异类生命等现象日趋严重。然而，当死亡变得这样不可回避之时，我们并没有准备好为他们提供必要而完善的生命意识教育。

真正吊诡的是，对于十二岁的沪上少年小凡来说，他刚于9月1日晚，和全国两亿两千万学生一起上完了以“知识守护生命”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却于次日早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开学第一课》因此也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课。在网上，这堂由教育部与央视联合举办的生命教育课，正被称为“史上最牛一堂课”。然而，这却是令人黯然的:从受教人数之众，它或许可称为“史上最牛”，但从一种基础教育来说，刚刚开始的“开学第一课”无疑代表生命教育的迟缓与残缺。不论是对于小凡，对于另几个坠楼的学生，还是对于此前所有死于不当死、死于不必死的如花生命来说，这一堂课都来得太晚了。

同样令人深思的是，从2005年秋季，上海就开始在一百六十万中小学生中开展生命教育，因此也成为全国首个开展生命教育的城市。根据当年出台的《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生命教育应涵盖青春期教育、安全教育、情感态度等多方面内容。然而，尽管小凡们“躬逢其盛”，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某种程度表明，我们的生命教育仍是片面的，苍白无力的。或者换而言之，我们显然仍未使生命教育成为一切教育的基础与前提，更没有将它视为教育的至高追求。

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培养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积极、乐观、主动、自信、友善的个体，就是要让人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质量和生命尊严的意识，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瑞典已经有长达百年的生命教育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國等西方国家规定在中小学校开始实施生命教育。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则从小学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教育。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生命教育，都根据学生的年龄与心理特点，进行科学而细化的设计。然而，相对于“生命教育”这类无法为升学加分的基础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总是不惮于展示它厚此薄彼、急功近利的真实与丑陋。而由此产生的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等等一切弊端，其源头莫不在于此。

不是为教育而生命，必须是为生命而教育。当这几个少年的血再次积淀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底色，无疑也再次成为一个大国的教育不能承受之负疚与欠债。从生命教育来说，《开学第一课》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怎样使教育真正成为有人性的教育，使生命教育是贯穿生命发展全程的终身教育，所拷问的仍是国家与社会的教育理念和体制。

【原载2008年9月4日《新闻晨报》】

插图 ／ 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