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也八十岁了。今年10月，余光中把他的八十华诞活动放在南京，是有道理的。他生在南京，他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母校，都在南京，从童年至青年时代，余光中与南京有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也算个“南京萝卜”。1948年底他随家人离开南京，直到2000年重返南京，竟然隔了半个多世纪。此次老同学相逢，真是百感交集。

我与余光中是1947年在金陵大学认识的。在美丽的校园里，我们这群青年度过了难忘的求学岁月。当时大学的规模没有现在大，学生并不多，跨系交流蔚然成风。我是教育哲学心理学系的，光中读的是英文系，但同属文学院，很多课都在一起上，如倪青原教授的哲学课，高觉敷教授的心理学课，陈恭禄教授的历史课等，我俩都坐在一起，因而彼此很快熟稔。应当说，我们在金大受到了一流的教育。当年的金大星汉灿烂，名师如云。高觉敷先生虽没有留过洋，没有博士头衔，却是心理学泰斗，他的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高个儿的倪青原教授戴一副白边的深度近视眼镜，讲课声若洪钟，滔滔不绝；训导长袁伯樵教授在新生入学典礼上展示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获得的金钥匙奖章，激励我们……这些事终身难忘。课后我和光中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月旦人物。年轻人关注的东西真多，甚至经济学助教吴可杰与教育系学生谈恋爱，我们也关心过。还有一次，陈恭禄先生从文学院北大楼出来，他身穿灰色长袍，戴一副黑边眼镜，腋下夹了两大本他的新著《中国通史》，直冲大门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