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林

这几天一直有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萦绕：春节为什么要回家——披星戴月，挤过千山万水，风雨无阻，盼得容颜憔悴，每到春节，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不顾人群的拥挤和扎堆、不惜一切代价买车票、不顾旅程的漫长往家赶，赶到家人的身边，一起过个团圆年。前几天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五千多人参与的在线调查显示，春节车票紧张是公众普遍担忧的“过年大事”之一。33.2％的人认为，买不上票，过年回不了家，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为什么要赶回家过年呢?这不仅仅是顺应一种古老传统，这后面蕴藏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相比于社会、公司、工地这些日常容纳人存在的单位，家有着更合人性的内在结构。

回到家中，你有着一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身份，是父亲、母亲，是女儿、儿子，抑或是爷爷、奶奶，血缘与情感的融和赋予了你在家中识别上的惟一性，这种不可替代的惟一性，能充分地满足人性的自尊和情感需求。而在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你只是非常渺小的一个个体，无论你多么出类拔萃，总非不可替代：你不干的工作别人会干，你辞去的岗位别人会顶替；你有着跟亿万人共享的身份：时评家、公务员、农民工等，你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

家里是绝对平等的。因为平等，你可以任性，你可以放纵，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让委屈的泪水流到亲人的肩上。而在社会中就不同了，地位的悬殊，贫富的差距，阶层的不同，容颜的美丑等等，无处不在的优劣之分中是“不平等”的氛围，你任性了就有上级来修理你，你放纵了权力就给你颜色看。一句前几年很流行的话是“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你必须遵循社会赋予你的严格的行为规则。

还有，家中的生活是低节奏、不追求效率的，做事可以慢条斯理，花钱可以大手大脚。而在现代性压抑下，社会中人的存在是高效率、快节奏的，一切都得讲究利益核算，讲究投入与产出，讲究利益的最大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公司社会的要求压得现代人喘不过气来，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现代性的快节奏、高效率使人沦为一种发展的工具。

买不上票，过年回不了家，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这折射出国人在现代性压抑下的某种生存焦虑。越来越现代化的中国当下也有着同样的现代性景象：资本的逻辑统治了我们一切社会生活，人们生活在公司社会的羽翼之下，一年中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是以“公司”这一经济单位为核心，每天受着公司商业文化的熏陶，每天接触的绝大部分人都戴着“公司”的面具，我们的工资、奖金、福利都来自于公司，被公司业务和资本的意志驱使着从这个城市奔波到那个城市——朋友、同事、邻居、伙伴、同行等社会关系都被公司疏离了，传统社群都被公司社会的霸权逻辑淹没了。除了金钱带来的工具快感外，你很难从中寻找到情感的慰藉和人性的满足。

于是，家，这个社群，成为人们躲避现代性焦虑的最后一块港湾。人们赶着回家过年，潜意识中其实是在躲避公司社会的精神压抑，逃避工具化、高效率、快节奏之工具理性的现代性压迫，在家这个最后一个对抗现代性的躯体中获得短时间的精神慰藉。不管怎样春节都要赶回家，人们借助于春节这个传统，完成了一次躲避现代性的精神仪式。人们需要从这种亲人团聚的传统中寻求被疏离的社群精神，需要借助这个传统躲避现代性压抑。

原载2007年2月16日《佛山日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