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深

“讲真话与不讲假话”还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举个例子吧，假定有一篇小说写得很糟，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但是小说作者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因此看过小说的人反应大相径庭。

甲说：“写得不好。”——这叫讲真话。

乙说：“写得不错。”——这叫讲假话。

丙，保持沉默，不置可否。——这叫不讲假话，但也没讲真话。

比较而言，沉默、不讲假话还比较容易，而讲真话却很难。

不讲假话，凭良心即可做到。讲真话，除了良心以外，还要有坦荡的胸怀，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相应的环境和氛围。

我们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历史，给许多人的内心留下了“讲假话”的阴影。像“反右”、“文革”这一类笼罩“红色恐怖”的政治运动，就是鼓励假话，压抑真话的典型年代。

我曾经读到过几位文艺界人士对讲假话的忏悔：

“早年，我读过胡风的许多进步诗歌。明明知道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可是学习了‘文件后，却在大会发言中给他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某人一贯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不是‘黑帮，由于报纸点了他的名，我屈服于猛烈的‘政治气氛，写文章时，还是昧着良心说他是地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

“某人是‘红小鬼，十几岁就随父母参军，写过一些战斗性很强的诗歌，也写过不少发人深省的杂文，可是“反右”斗争中，他成了众矢之的，我也随大溜讲了假话，说他是‘小黑鬼，货真价实的‘右派。”

不少人在做这类忏悔的同时，都痛心疾首地表示，今后再不可讲假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一个讲真话的正人君子。

我以为，这些人讲这种话时是真诚的。

在后来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注意到，这些人大多没有再讲过假话。可是人们也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屈于环境氛围等种种原因，面对“万花筒”般的客观现实，也仅仅是不再讲假话而已，特别是对某些敏感话题，坦诚道出心声的真话仍然极少，多是保持沉默。就连一些被人们尊为“讲真话”的楷模，在某些问题上，也不曾道出过“庐山真面目”。这多少有些令人失望，同时也让人感到讲真话是多么不易!

曾经主持广受欢迎的《实话实说》节目的崔永元，也不无苦衷地说：“我最大的感受是说真话真难，远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经常是节目做完后，客人下来和我说了很多自己的看法，说得非常精彩。我就问：你刚才为什么不说?他们说，这些话怎么能在台上说呢?他们还是心有顾忌。”崔永元还说：“更可怕的情况是有的人年龄很小，他们也可以一套一套地说官话，说社会上风行的大话套话，说起来滴水不漏。我觉得这种情况非常可怕。”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照本宣科，口吐铅字”吧。

有些文艺作品，时常受到观众或读者指责，最常见的一种弊病是“假”。比如相声本是以讽刺与幽默为基本属性的文艺形式，一些保留至今的传统段子，几乎都是讽刺陋俗时弊的，可如今的相声，特别是历次的相声大赛，大多以唱“赞美诗”为主，或是戏唱流行歌曲；即便有些带点棱角的段子，也多是拿几个副乡长、副科长开涮，或是糟蹋自己的亲人和搭档。难怪这些年来相声渐近低谷。恐怕也与不敢讲真话有关吧!

去年年底，我见一家周刊评选出“2005年度十大讲真话者”，其中有向房地产开火的易宪容、向经济学家开火的丁学良、向教育界开火的张保庆、向官煤勾结开火的蔡力峰等，不少媒体称这十位是“真话英雄”。有的媒体还倡导每年搞一个讲真话的“排行榜”。

我对这十位讲真话的人肃然起敬。钦佩有加。可是看到媒体称他们是“真话英雄”，还希望年年搞个讲真话的“排行榜”，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我们早就告别了封建社会，皇权和人治不复存在，跨进了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怎么讲真话还这么难。还这么凤毛麟角，甚至讲一句真话也成了“英雄”?

我读过一首解剖假话的诗歌，其中一节是这么说的：“狡猾的狐狸比诚实的羔羊贵重／汗珠也没有露珠迷人晶莹／假话敢同一切生存本领抗争／三寸舌尖能击败累累战功／权力和尊严往往也向假话鞠躬／假话有时比真话有用”。这就难怪了，原来在一些情况下，假话比真话有实惠，假话可以锦上添花，假话使你安全保险。也可以逢凶化吉。而说真话往往要付出代价。甚至招灾惹祸。由此看来，讲真话难也就不难理解了，难怪有人对讲真话始终心有余悸。

真话难说，常常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说了真话会得罪某些人；二是说了真话对自己或对亲朋不利；三是说了真话可能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四是真话与流行的说法或上级的看法不一致；五是真话与权威的定论相悖。所谓的心有顾忌，大概“忌”的就是这些东西吧。

有个问题，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公开倡导过讲假话，可是假话不绝。讲假话者大多混得不错。我们上上下下、年年月月。不厌其烦地倡导讲真话，而讲真话却始终艰难且担着风险。就说上了“十大讲真话者”的张宝庆吧，一位副部级干部，在公众场合讲了几句真话，最后还要说：“反正我就要退休了”。看来讲真话真有风险。

于是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小崔、和晶办的那个电视栏目的名字(我只是说栏目的名字)，毫无顾忌地“实话实说”?

原载2006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