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自身命运的绝望，因为对社会不公的悲愤，窦娥在临刑前发出了三桩誓愿：斩首时血溅白练，身死后六月飞雪，为显冤楚州亢旱三年。从三桩誓愿中，我们可以看到窦娥对自己蒙受冤屈的强烈愤怒和深深悲哀。血溅白练，是希望在场的人立刻了解她的冤情；六月飞雪，是为了让上天证明她的清白；楚州亢旱三年，则是希望上天显灵对不公的人世进行惩治。

很明显，这三桩誓愿，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作品中，窦娥问斩时，真的是“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人刚倒下，则“真个下雪了”，令监斩官都惊讶不已。这种超现实的写法，充满神奇色彩，表现了窦娥的冤屈之深，也表现了她刻骨的愤恨之情。由此，一个善良、刚烈、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子形象，似乎顺理成章地呈现了出来。

问题是，窦娥遭到了黑暗社会的迫害，遭到了统治者和邪恶势力的压抑和摧残，当她无力进行反抗时，只有寄幻想于天地显灵，寄希望于坏人遭报应，但为什么这种报应却要落在整个楚州百姓的身上？

说窦娥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自然是来源于她在临刑前的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你道是天公不可欺，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在封建社会，一个弱女子，竟然敢指斥天地鬼神，竟然敢怀疑官府执法的公正，应该说确实是非常大胆非常具有抗争意识的体现。

结合窦娥所处的时代来看，人民的生活无疑是极度苦难的，元朝统治者按人种实行等级制度，又按职业把全国人口分为九等，像窦娥这样一个三岁丧母、七岁成为童养媳、二十岁丧夫、后来更成为黑恶势力欺凌对象的下层女子，除了默默忍受生活的苦难而外，实在是别无选择。但最后她竟连默默忍受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黑暗的力量分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上而下，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窦娥喘不过气来，把她一步步逼上生命的尽头。到了这样的境地，窦娥的压抑、悲愤也必然达到了顶点，在刑场上痛骂天地官府，一抒心头积愤，一泻心头怒火，她的悲、她的恨，都于此时淋漓尽致地宣泻出来。

她悲，悲命运多舛、身世坎坷；她恨，恨天地无眼、官吏贪蠹。因而三桩誓愿，是要感动天地，是要惩诫世人。但既然她能认识到“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为何不求上天显报应于这些“官吏每”身上，而要让整个楚州都遭到惩罚呢？实际上，窦娥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她不可能认识到导致她的冤情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和整个封建统治秩序，这样一个谨守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下层妇女，当泼天的冤屈把她牢牢罩住时，可曾有一个人肯施以援助之手？可曾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公平的话？即便是刑场上，有那样多的围观者，又是否有人洒过一掬同情之泪？尽管作品中没有一字涉及，但封建思想笼罩下病态的社会，会产生怎样病态的人心，我们在鲁迅先生的《过客》、《药》、《阿Q正传》等诸多不朽的作品中，已经领略得太多了。同样，在病态社会中生活的窦娥，也不可能不染上这样的心理疾病，空虚、无助、压抑到了极点，她的怨愤之气自然会洒向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和她一样被侮辱被损害的可怜百姓。窦娥的悲剧和反抗，令人同情，更令人思考：为什么不觉悟者朴素的反抗，不仅未能解除人生的困惑，还总是要让更多的无辜者成为牺牲品？

《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为了逼秦明上山，不惜杀掉青州城外几百无辜平民，其草菅人命的行径，比之统治者来说，也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逵为了断绝朱仝的退路，逼使朱仝上梁山，竟将知府几岁的幼童摔死。好汉们不是反抗者吗？他们打的旗号不是“替天行道”吗？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气，“道”恐怕永远都是模糊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怨愤已极，而又找不到根源，常常只能以更血腥的方式进行报复，那就成了荼毒生灵了。武松在飞云浦杀掉解差，而后血溅鸳鸯楼，逢人便杀，是不是把窦娥似的毒誓转化成了血淋淋的事实呢？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梦想着“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件大事竟是报复杀人，杀掉的对象是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和同作为“阶级弟兄”的小D以及王胡，而且小D还排在第一位！

官吏、流氓、普通百姓，人人都不是好人，人人都该遭报应！这就是窦娥最朴素的人生观。

窦娥思想的局限性，其实也反映了作者关汉卿思想的局限性。关汉卿虽然是优秀的戏剧家，虽然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了解得较多，而且本身又是一个有着鲜明的反抗精神的人，但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清醒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也不可能给窦娥这样受到重重迫害的下层妇女指明前途。他的反抗，也夹杂着狭隘与盲目，往往充满了迷惘与困惑。

(杨少波，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一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