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茸

最近笔者对100个中国家庭进行了一次有关方言的问卷调查。这些家庭分别居住在南、北方十个省份或自治区的大中小城市、乡镇、农村，分属若干不同的民族。调查的内容是：①每代家庭成员在家里使用何种方言；②每代家庭成员在社会上使用何种方言；③每代家庭成员是否喜欢或喜欢何种民族音乐品种。调查结果是，在这100个家庭中，60岁以上的成员100%在家里说家乡方言，只有6%的成员在社会上有时用居住地的强势方言或用普通话；20岁左右至60岁的家庭成员中仍有90%的人在家里讲家乡方言，而在社会上则说普通话或强势方言的趋势与年龄数字成反比。即越年轻的，越趋向说普通话或强势方言（所谓强势方言,例如:在上海，上海话对于江北人来说就是强势方言）；而20岁以下，在家里不说家乡话的比率骤增，尤其是10岁左右的孩子，半数以上在家里和社会上都不讲家乡方言。有一张问卷上同一代的两个孩子（姐弟），一位21岁，一位7岁，前者在家说家乡方言，后者则在家里和社会上都只讲普通话。（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求职的需要、旅游业的需求以及不同地域人们的通婚，但最关键的还是几十年来国家对几代人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以及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但是5岁以下的孩子在家里说普通话的比例却低于10岁左右的年龄层。另外，在我调查的100个没有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家庭中，60岁以上者，只要是喜欢音乐的，大都喜欢家乡的地方民族音乐品种；60岁以下的，则往往选择全国性大戏曲剧种或其他地区的民间音乐品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多半不喜欢民间音乐品种。

这次问卷调查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原有的多元语言基础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有关方面材料透露：“我国120多种语言中，半数濒危”，遗失的方言就更难统计。“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在衰退，乃至濒临消亡危险之中。语言濒危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危机，据语言学家估计，在新世纪的100年里，至少50%以上的语言将会灭绝。”^①且不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媒介，是文化的容器和载体；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②我仅就与音乐有关的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一、没有中国的多元语言环境，就没有千姿百态的中国民间音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的源头相对比较多。此外，疆土的辽阔、地理环境的复杂，以及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又形成各种各样的方言。因此，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境内，构成了“十里不同音”的多元语言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背景是民间音乐的导源。中国多民族的语言、多地域的方言，不仅在作为综合艺术的声乐品种中有着不可缺少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参与了音乐的形式表现，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价值。

1. 语言在声乐品种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音色价值

中国语言的发声部位通常被统称为“五音”，即“唇、齿、喉、舌、牙”，其实细分起来，它们囊括了喉音、牙音、舌音、舌头音、舌上音、齿音、正齿音、齿头音、唇音、重唇音、轻唇音、半舌音、半齿音等等，再加上全轻音、次轻音、全浊音、次浊音……导致元音有舌面元音、舌尖元音、卷舌元音、鼻化元音之辨；辅音按发音方法有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乃至差别更细的类别。不同的语言正是因为发声的差异而产生了各自的音色美——粤语常用鼻音而产生的厚重，吴语常用入声而产生的轻巧，北方话音质的亮丽，阿尔泰语音的圆润……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性决定了我们的传统声乐品种，无论民歌、说唱、戏曲、歌舞，一般都是使用当地语言（或方言）的。有些民间音乐中还保存有部分丢失的语言因素，比如南音里留存的古泉州字音、京剧里对“尖团字”和“上口字”的特殊追求（“尖字”强调齿音，“团字”则相反，“上口字”是要求某些字如“知”、“吃”、“世”、“日”、“哥”、“柯”、“贺”等，用变异的咬字方法出声）。这些目前作为音色对比或有利于声音表现的特殊读音要求，究其根源，是京音、湖广音、吴音、淮音甚至若干地域古音的历史遗存现象。

这就使得我国传统音乐的音色库存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必然丰富得多。

2.语言在声乐品种中又具有特殊的音调价值

中国的大多数民族和绝大多数人口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这一语系的特点之一是声调起伏较复杂。人们在普通教育中所学到的汉语声调是四声。其实，各地方言不仅限于四声，西北地区就已经增加了入声，南方更复杂，温州话和潮州话里用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调；广州的入声分阴入、中入、阳入，就有了九个声调；广西博白入声又分上阴入、下阴入和上阳入、下阳入共为十个声调，苗语宗地话竟能达到十二个声调。再加上元音有长短之分，辅音有清浊相对，因此，各地方言本身就带有起伏的音乐感，直接导致各地域特色旋律的生成：西北声调起伏大，该地区音乐的旋律里就特别强调四度，旋律线大起大落；江浙一带的吴语，声调起伏相对较小，该地区音乐的旋律进行就爱用级进；有些地方的音调，如果在特定位置上不出现游移的乐音，地域风格色彩就会明显削弱，比如在典型的湘中心区域，民歌里必然会出现微升SOL……这些音调特点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决定的。

3.语言在声乐品种中也对音乐节奏具有潜在的影响

诚然，音乐作品中节奏特点的形成来自多种原因，但语言的潜在作用不可低估。

我国民间有一些被称作“时调”的民歌，如《孟姜女》《茉莉花》《银纽丝》《剪靛花》等，它们是流传最广的一批民歌。它们的流传方式与当今的流行歌曲不同，后者的流传方式是依据音响及乐谱的复制式，而民间时调属口述文化，它是以变体的方式流传的。因此通过对比不同地域的同名时调，能够感觉到曲调流传中各地域文化的渗透。那些同名时调虽具备相似的旋律框架，但差异也相当明显，不仅旋律起伏有差异，节奏也有差异。从这些同名时调在不同地域的差异趋势中，不难揣摸到语言特点（如声调特点、开颌的大小、是否使用入声等等）对音乐节奏的潜在影响。

4.语言在中国传统器乐中也间接地体现了上述音乐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是声乐品种，在俗称“民间音乐五大件”（民歌、民间歌舞、说唱、戏曲、民间器乐）中，四个属声乐类别。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里，大多数民间乐器主要用于为声乐品种伴奏，只是到了非常晚近，才从这种附属于声乐的地位独立出来。于是中国传统器乐的审美特征上显示着浓重的声乐痕迹。因此，实际上语言在中国传统器乐中，也间接地体现了音乐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的多样性，无论声乐、器乐，都仰仗了语言的多元基础。

5.民间音乐的审美习惯部分来自语言

正因为我国多元语言与民间音乐的依存关系，能否使用某种方言，往往决定能否具备某种地方民间音乐的审美能力。这次的调查问卷也表明，会说某种方言，就往往具备了欣赏某地方民间音乐品种的审美习惯。因此，在丢失某种方言的同时，往往也随之丢失了某种审美习惯。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地域性，直接来自方言根源，即有什么样的方言，就有什么样的地域音乐。当前方言的流失，必然对我国民间音乐的存在造成威胁。

二、目前我国多元语言的基础依然存在

这次问卷调查也展示了一些令人欣慰的信息，即尽管在全球弱势语言大衰退的潮流中我们国家也未能幸免，但从多元语言的留存状况来看，还有值得庆幸的一面。文明的进取往往以丢失为代价，在一些工业文明较发达的区域，标准件化的时间长了，语言的趋同与民间音乐的趋同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特性的丢失，如同大自然中物种的消亡，失而不可复得。在重新提倡尊重多元文化的今天，从某种角度上看，我国的现状（指多元地域文化）反倒具备了与后工业文明接轨的基础。

首先，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无论是大多数区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超稳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渔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都处于前工业文明③状态，因此，工业文明的正负两极对我国的影响相对都小。诚然，在生产力方面，我们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是落后的，但我们恰恰因此而留存下了那些自成体系的多元文化。当后工业文明的代言人——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追寻多元文化时，遗憾于前人盲目一体化的尴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移民文化。难道我们不该庆幸，自己还拥有着没有来得及丢失的家底吗？

其次，调查问卷中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5岁以下年龄层的孩子在家中说方言的比例高于10岁左右年龄层。也就是说，相当比例的孩子，在家庭中原本是能够说方言的，直到步入学校，才开始丢弃原有的语言习惯。从小根本没有说过方言的孩子，往往生长在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地区，父母不是同一地域的人，但是这类孩子若分别跟随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一段，往往能够得到操用两种以上方言的能力。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以祖宗为神，以长者为尊。因此祖先使用的语言——乡音，在人们心目中是有着神圣地位的。调查问卷表明，宗法文化的传统影响，至今还在对方言的留存起着某种维护作用。

鉴于我国多元语言基础对多样性民间音乐的源流作用，目前方言的留存状况对民间音乐来说，自然也有值得庆幸的一面。

三、维护、保存的成败取决于现代与后现代观念的角逐结果

有人认为，我国的多元地域文化是在超稳定经济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而今天已是拥有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工业文明必定要呑噬农业文明，标准语的普及必定会取代多元的语言格局，文化的传播、融合对传统的审美习惯必定产生冲击。他们认定，信息时代只能走向文化一体的全球化，而地域化的语言与民间音乐必然走向衰亡，一切维护文化特性的举措都是徒劳的。

其实，这些自诩意识先进的“徒劳论”，在国际视野里已经落伍。“当代世界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交混时期，是现代主义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冲突并存的‘战国时期”^④。

这里我们需要首先理清两个问题：

其一， “全球化”的概念问题

“不同时期‘全球化的现象与观念不尽相同。”^⑤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思潮^⑥倡导的“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全球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强调国际统一模式；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后现代思潮所张扬的“全球化”则是“多元文化互动”，“并非说全球在文化上都变得一模一样，而是说在全球和地方之间的界面中产生了新的文化差异（例如文化变种的产生）”。^⑦也就是说，“徒劳论”者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一体化”，属现代主义理念而非后现代主义理念。

其二， “追寻多元文化”的终极目的问题

在“徒劳论”者的心目中，维护多元文化特性就意味着维护“愚昧”、“落后”，因为，在他们眼中，那些现在看来有特色的文化，往往残存于现代文明以外的区域。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现象，即，依赖一定生态基础而诞生的精神产品，一经形成就具有了它的独立性（以符号化、形式化的方式），因此，在孕育它们的土壤失去之后，花果依旧能够生存繁衍。例如书法、律诗等几千年前生成的精神产品，至今依然生机无限。也就是说，农耕文化即便丢失，我们的方言、民间音乐依然能够流传，只是它们的存在符号会失去某些原有的语义功能（比如川江号子只能供人欣赏而不再具有在川江上组织水上作业的语义功能）。我认为，后现代理念追寻多元文化的终极目的，绝非让人类退回去“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而是珍重世界文化调色板上的万紫千红。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呈螺旋状上升的，相对于逝去的农业文明来说，工业文明是从零散的多元状态走向标准件化、一体化，而后工业文明却是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纠正工业文明的负面值，重新审视尊重多元文化的时代。我认为，这种否定之否定后的多元文化追求，是后工业文明的必然和特色。

不能不看到，维护、抢救符号意义上的传统方言及民间音乐，恰恰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强项。因此，当今维护多元文化特性的事业，不仅不与高科技文明相抵触，反而能够借助高科技的硬件手段。其实成败与否，关键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的倾向。主流意识接纳现代主义的“一体观”，则必然继续丢失这片土地上的多元文化遗产；主流意识接纳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则不仅能够在符号、形式的意义上守住现存的多元语言、多元音乐，还能促进多元文化互动，产生“混种”、“变种”，使人类多元文化的调色板更添斑斓。

四、以“点”代“面”的系统工程

由于我国多元语言与多元民间音乐有着切不断的依存关系，有关部门有必要把这二者的保存纳入一个系统工程。我把它归纳为——以“点”的多样替代“面”的多元。所谓“点”，有两方面的含意，一个是指主体能力上的“点”，即多元语言、多元声乐的技能与审美习惯；另一个是指作品的“点”，即一个舞台或一个屏幕所能集中展示的多元地域音乐文化。所谓“面”，是指在传统农业文明状态下，依着地理分布的多元语言及多元音乐文化。以“点”的多样替代“面”的多元，体现的是后现代特色的多元文化保护。

众所周知，一两个世纪以来，被欧洲工业文明边缘化的东方国度里，印度最早觉醒，最先感悟到丢失本土文化、丧失自我的痛苦。他们从政府到民间，强力度地推行了本土文化保护措施，从而为人类留下了极具特色的歌韵舞魂。如果我国的国情暂不可能在高度、广度、深度上比照印度的举措，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多元教学

教育是继承、发展文化的根本保证。将推行普通话的措施与力度借鉴到地方方言与各民族语言的教学中，中、小学应实行普通话与当地方言或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育，普通音乐教育应以本土音乐为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音乐家协会教育委员会曾搞过一些试点，很有成效。如：福建一些地区将南音纳入中、小学音乐教育，多年坚持已见成效。有报道：泉州南音协会会长陈昇建认为，将南音纳入中小学教程是保护南音最好的手段。迄今为止，学习过南音的学生超过10万，开南音课程的学校超过100所。泉州师范大学在全国第一个开设了南音系。泉州已经举办了15届中小学南音比赛。他说，只有学了南音，才会懂得欣赏南音，才会由衷喜欢南音。^⑧

音乐艺术院校的声乐专业应转向培养多元化演唱人才。中央音乐学院已为声乐系的研究生开设了“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演唱研习”的必修课，但课时还太少，仅一学期，有待开拓。为配合地域性多元声乐品种的学习，还应为声乐学生开设方言与民族语言的课程。目前，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设有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俄语的语音课程，比照这套方法，完全可以开设一些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的语音课程（比如为学唱蒙古长调而学习蒙语语音）。

2.多元创新

我国多元地域音乐文化需要不断在新作品中得到展示，才能经久不衰。近年来，有过一些值得关注的尝试。如：京剧新编历史戏《曹操与杨修》里有一场戏，杨修与来自江南、四川、蒙古草原的三位商人讨价还价，他们各自使用的音乐分别是京剧西皮、苏州弹词、川剧高腔、蒙族歌曲。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更是把云南各民族的歌舞展示在一个舞台上。另外，高科技的信息手段能够跨跃地域，拉近距离，拓展人们的视野，培植接纳异乡异族民间音乐的审美习惯。（调查问卷显示，数字时代成长的年轻人大多不受生存区域限制，具备多元审美需求。）

3. 奖励措施

精神鼓励和物质奖赏历来是伸张、推行主流意识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几届原生态民歌比赛已显著地推动了各地区多元音乐的开发工作，起到了维护和振兴多元民族民间音乐的作用。如能在专业和业余歌手大赛中把多元演唱能力设定为一项获奖标准，再能把方言、民族语言与多元声乐的比赛会集一堂，必定能推动我国多元化的声乐事业与教学。

以上三点的实施，将使我国的多元化民间音乐从符号意义上得以保存，即一种转型意义上的保存。

尽管我们国家目前仍处在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但借助信息开放之便，捷足而登，迎来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我们必须抓住良机，搭上后工业文明的顺路车，把几千年古老文明釀制的地域多元语言、多元民间音乐抢救下来，为全人类及子孙后代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章鸣《语言音乐学纲要》，文化艺术出版社。

2.戴庆厦《汉藏语系概要》，载《语言调查讲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杨民康《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讲义。

4.杨沐讲座《人类学理论，当代文化理论及其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

①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刘宝俊《走出麻木与悲凉——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拯救》， 研究生网2004-12-23。

③前工业文明，即工业文明以前的经济形态。——笔者注

④⑤旅澳学者杨沐讲座《人类学理论，当代文化理论及其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

⑥“现代思潮”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后现代思潮”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笔者注

⑦同④。

⑧《海峡两岸南音展演暨民间艺术节在厦门落幕》，中国文化市场网2005-09-21。

钱茸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