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田

极爱吃糖。大白兔、太妃、喔喔、金丝猴、阿尔卑斯，即使是水果糖，一入口便有无穷的滋味。

小的时候，家境不宽裕，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从亲戚家吃到几颗糖。此时家里也会备上好些糖果，但那是给客人预备的，多是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我和弟弟只能眼巴巴馋着，央求好久待母亲心软她才要我们背过身去，然后魔术般地变出几粒糖果一解我们肚里的馋虫。红红绿绿的糖果搁在嘴里，舍不得咬碎，只是在腮帮子里含着，小心翼翼吮，浓浓稠稠的滋味在嘴里慢慢地化开，甘甘甜甜，那是童年幸福的滋味。

记得有一次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给我带回一包大白兔奶糖。一觉醒来，就看到那蓝白相间的糖粒滚了一桌，恍若还在梦中。那时正逢改革开放不久，百废待举，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啥，更何况父母一个月三十来块的工资，连手表自行车也是稀罕物。所以，这包大白兔奶糖对于平时只能攥上一分两分去供销社买水果糖的我而言就显得特别珍贵。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大白兔，剥开糖纸，轻轻地吮上两口，浓香扑鼻，再咬进嘴里，淡黄色的糖块立即散发出一股浓郁甘甜的奶香，多嚼两下，马上变得柔韧甜蜜起来。吃完好一阵，残留在指尖颊上的余香仍久久不散，直到现在，那种齿颊留香的浓郁仍让我记忆犹新。只可惜现在市面上的大白兔奶糖虽然俯拾即是，味道十年如一，但是无论如何却再也尝不到童年那种幸福的滋味了。

几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家境渐有好转，走路时口袋里的铜板也开始有了丁丁响声，吃糖再也不仅仅是逢年过节特有的享受，糖果也渐渐从过去单一的水果糖、高梁玉米饴加入了椰香、奶香的口味。人的确是能随环境的改变而适应既可爱又势利的生物，在品尝过大白兔的美好后，对于大白兔的念想便成了我那时发奋读书努力成长的主要动力。其实那时候的孩子心里都藏着许多古怪的想像，它不像现在的孩子这般动辄立志要做贝克汉姆比尔盖茨小甜甜，我那时的理想是长大以后第一个月的工资要全部用来买大白兔奶糖和咸鸭蛋黄，不带蛋白的那种。当然我那时是决然不会明白，当人在一种极度渴求的状态下是极易产生梦幻情绪的，它会刺激人的欲求，进而激发奋斗本能，而这种在当时似乎是简单可笑的欲求与渴望本身就是成年后求而难得的理想境界。

当弟弟已经长到足够对我的糖果够成威胁的年龄时，我开始有了危机意识。原本只属于一个人的糖果在母亲的威逼诱哄之下被分成两份。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糖果的欲望也与日俱增，往往会因为分配不均而与弟弟大打出手，直至两败俱伤，势成水火。而内战的唯一结果就是母亲一怒之下将我们痛打一顿，糖果从此束之高阁。直到后来手中的糖果越来越少，我和弟弟才幡然醒悟，矛盾的焦点不在于我和弟弟内部的拳头之争，而是利益的来源与敌我问题。于是我们平息内讧，结成和平统一战线，一致将炮口对准矛盾的核心——母亲窝藏糖果的主要场所，进行地毯式搜查，吃干抹净后再来个死无对证，或事先串供，母亲也无计可施。久而久之，就演变成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游击救国局面，母亲看我和弟弟关系渐好，也便不再对糖果动辄缺斤少两过多盘问。然而我却始终怀疑母亲的用心，在两只“硕鼠”的严重威胁下，她不会笨得隔三差五地就往越来越明显的地方“藏”糖果。可以肯定的是，我和弟弟因此一反从前箭拔弩张的形势，日益变得亲厚。

大学毕业半年的时间里我在一家超市工作。那时正值开业前的准备阶段，早出晚归，有时甚至要到午夜12点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熬通宵加班也是经常的事。为了缓解工作的紧张与压力，我经常会在办公桌抽屉里放上一堆糖果，极度难熬时偷偷含上一颗，随着清甜的滋味在全身缓缓地流窜，微微闭上眼，幸福会从心底的某个角落悄悄升腾，也就不觉工作之苦。后来超市如期开业，压力顿减，晚班清闲时会和同事穿过办公室长长的通道去到卖场转转，每每走到糖果专柜总流连不去，笑着向前来买糖果的顾客极力推荐。

一转眼就是十余年的光景。此时糖果的品种和口味较从前已是一日千里，我开始疯狂迷恋上滋味更为浓郁香甜的巧克力阿尔卑斯。微苦的巧克力裹着牛奶的糖心，丝滑浓郁，苦中有甜，就像生活的滋味。那一年是我觉得最为艰难困苦的一年，朋友背叛，恋人分手，一切都仿佛进入了停滞的胶着状态，而这一颗颗小小的巧克力阿尔卑斯却始终陪我穿过上下班的红绿灯。

我终究没有实现儿时的梦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许多大白兔奶糖，而是如数交给了母亲，因为我已渐渐明白生活不仅仅只有甘甜的滋味，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已习惯在办公室与同事一起分享巧克力阿尔卑斯，体味艰难岁月中偶尔的甜蜜与满足，这是万金难买的滋味。

现在，生活已非毕业初期的困窘可比。在上海这座大都市，我自给自足，还可以为家中添置一些从前看来是可望难及的奢侈品，生活过得节制而简单。但每每下班经过便利店时还是会忍不住买一小袋大白兔奶糖，或晴或雨，往嘴里塞一颗沿着宽敞无尘的马路散步回家。久而久之，平淡的生活也便多了一层甘美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