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来

徐来文化记者。《中国文化地图》系列丛书作者之一。著名博客写手。

国学坐上商务舱

“国学”毫无疑问是2005年中国文化生活中最具有分量的一个词。从5月底人民大学校长身体力行，为即将开办的“国学院”大作招生广告开始，穿越了“儒学大师郑家栋涉嫌偷渡事件”，在“七月流火”、“脊续”两个点上作了些语词之争，然后沿着“科举百年”的大好机会顺流直下，经历了全球华人祭孔之盛事后，终于在年底终结于“国学老板班”、“ 中国国学俱乐部”这样纯商业性国学培训机构。这一年的熙熙攘攘，国学不可谓不热闹。

有好事者将2005年的国学热提升到“另一场启蒙”的高度，却对近年传统文化热的内部逻辑视而不见。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之年”的活动与争论显然为2005年国学的兴起提供了不少理论与物质的支撑。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年传统文化热的差异。

在2004年，讨论者们关心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本身的理论可能：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在宪政建设方面的作用和它与外来文明的抗衡能力。这些研讨最终指向了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建设，对抗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的当代西方文化，以维护传统等级社会的某些特征。

而在2005年，政治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急于介入国学的论争。文化保守与宪政建设一类的话题甚至完全退出了文化舞台。在这一年，国学的宣讲者们显得更为务实，在一些商业项目，或者具有商业色彩的项目上大做文章。“国学衰微，拯救民族文化”的焦虑，倏然变成了“如何才能靠国学牟利”的焦虑。

人大国学院受到的猛烈狙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进行“国学院”招生广告时，重点推出“国学应用研究”，并将国学院的人才培养大致界定为“企业家的文言文写手”，强调国学院未招生“订单”却已飞来。这一功利姿态甚至招致了来自文化保守派的批评。

在纪念“科举百年”的活动中，以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为首的科举研究派对科举制度的褒奖，也出于学术利益的考虑。刘教授将“科举”简单定义为“考试”，并无视科举在维护专制等级秩序、钳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方面的作用，一力为科举叫好。我们不难理解这一举动的动机：一个研究项目，社会影响越大、正面价值越大，那么引起学术领导关注的几率也就越高，获得的研究经费也就越多。反之则很容易陷入困境。

文化，或者文化权利

学术阵地保卫战并不仅仅发生在国学研究界，其他领域也不能幸免。2005年底，红学家对作家刘心武的围殴亦源于此。

最初，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并没有让红学家普遍不满。通过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的宣讲，刘心武令人捧腹的“秦学”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一些正统的红学家开始通过媒体公开批评刘的研究。10月底，《新京报》发表对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胡文彬再次对刘的研究提出批评。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由此拉开。也正是这篇访谈，暴露了以中国红学会为首的正统红学家猛烈批判刘心武的原因。胡认为刘心武的研究是“猜谜”，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猜谜活动不适合拿到中央电视台去讲。

作为政治宣传机构，中央电视台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被视为某种门槛，踏过这条门槛即可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利。登陆央视10套节目无疑是对刘心武红学研究在政治层面上的肯定。这一行为对在“研究会体制”下，把持《红楼梦》研究数十年的红学会提出了挑战。

红学会的存在，将一部鲜活的爱情小说，变成一部反映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社会实况的范本。它对《红楼梦》本身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世纪末以来，红学会逐渐衰落，湮没无闻的原因。刘心武猜谜式的、开玩笑一样的红学研究尽管有混淆视听之嫌，却也未见得比红学会更有害。他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红学会全面垄断的学术资源提出了挑战。文化权利，而不是文化本身，在2005年末终于让红学家坐不住了。

巴金冗长的死亡终于揭晓。这为中国文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分权”新由头。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最后一位领袖人物，巴金已经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最后一块富矿，觊觎者自然甚伙。这一点巴金自己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生前反复强调不设“巴金文学奖”，一则免得再给混乱的国内文坛又添混乱，二则也是免得自己成为各种力量搏斗牟利的工具。不过即使这样，巴金也没能终结自己成为文化分权工具的宿命。于是就出现了批评家朱大可所谓“以坐台学术的姿态书写巴金神话”的情况。

此起彼伏挑战者

不仅是学术利益，2005年，文化领域既有的价值体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芙蓉被认为是2005年第一个站出来挑战这个体系的人。她身材略显臃肿，动作夸张变形，却坚持不懈地用“火爆”、“妖媚”之类的字眼修饰自己的身材与容貌。6月份，在网络上名声渐起的芙蓉通过平媒进入公众视野后，迅速引来专家的注意。“后偶像”、“贱文化”、“反常规宣泄”、“无聊文化”、“喜剧暴力”、“反智主义”，这一连串的标签随即被贴到芙蓉身上。谁都没想到，这种“身份即时贴”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标签生产者的慌乱。媒体、专家、学院派，他们本该是文化的发现者与鉴定者。但芙蓉事件的复杂层次对他们的文化鉴定提出了挑战。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用贴标签的方式阐明的事件，芙蓉及其拥趸的动机也无法简单用“无聊”或者“审丑”来说清。而这一事件本身，也很明显不会因为这些言说，迅速消亡或者打开一个“审丑时代”。与“芙蓉美学”截然相反的精英立场仍然引领着城市的时尚T台。媒体、专家们面对芙蓉姐姐的勃然而起，一时间慌不择路。

“超级女声”则对文化的权威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挑战。一方面，这个节目本身的规则就用观众的短信投票，将以“评委”身份出现的文化权威部分地消解掉；另一方面，由于在商业上获得的巨大成功，通过这个节目，湖南卫视最终动摇了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台体系”中的塔尖地位。尽管观察者对其“PK对决”体制夸大性的肯定引起了一些风波，但我们依然可以认定，正是这一体制主导了“超级女声”对既定文化价值体系的挑战。

一个自称“蔡小飞”的人是2005年的又一个挑战者。在这个虚构出一篇“高考反文”，虚构出一场爱情悲剧的形象背后，是一个希望挑战“80后”，挑战“少年作家梦工厂体制”的孩子。按照他最初的构想，先将“蔡小飞”炒热，再借这个壳，让自己的作品上市。他使用了一个错误的挑战方式，在媒体的审视下，迅速露出了马脚，然后消失在人群里。值得回味的是，即使媒体已经揭露这一挑战的真相，依然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凭吊那位死于高考之后的“蔡小飞”。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自愿地迷失在这次“网络行为艺术”中，借一件事情发泄由来已久的不满。即使不是借这件事，也会是另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