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有些欣慰：无论是多么激烈的争论，也无论有多少有意无意的误解，那些真诚关心社会命运的作者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卷入新的讨论。好些年前，正当若干争论展开之际，我曾经将《读书》比做一张圆桌，一个可以围坐着展开辩论的空间——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这个空间毋宁是思考、学习和轻声对话的场所。

大约十年前，崔之元先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及《以俄为鉴看中国》（与昂格尔合作）等文，对俄罗斯正在实行的“自发私有化”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思考，希望中国通过制度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改革之路。这大概是中国知识界对“自发私有化”及其后果的最早反应之一。去年春天，正当有关私有产权入宪的讨论最为热烈之际，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通过对不同国家有关私有财产的条款进行比较，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的意见提出批评。这些文章由于与主流的看法意见相左，在知识界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如果说崔之元的文章引起的争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的话，那么，郎咸平教授有关格林科尔公司在“国退民进”中狂欢盛宴的论文和演说，不但引发了“郎顾之争”，而且也在经济学家和一般公众中产生了激烈的回应。崔之元发表于本期的文章试图在理论上厘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也相信，正像他以往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一定会有许多的赞成者和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