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

如果把西方汉学的演变历程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那么，传教士汉学是其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与“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奠基了西方的专业汉学，为西方专业汉学准备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专业汉学。甚至在西方专业汉学发展的初期，它长期与专业汉学并存。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对早期在华耶稣会的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费正清在谈到基督新教的研究时曾说，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方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重新开始了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果，何高济等人所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冯承钧和耿升所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何高济和李申和译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所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中国来信》、《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等系列丛书，将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所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学术路向进一步集中在早期传教士汉学上，从而使传教士汉学著作的翻译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面，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黄嘉略与法国汉学》、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等著作都是基于传教士基本文献而展开的，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