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物研究，在近几十年中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不仅专业以外的人对它很有些陌生，即便学术界也并非人人熟悉，虽然作为古代经学中重要的一支，它在近代学术史中也还发挥着作用。不过，最近几年名物研究重又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几部专著问世，如陈温菊《诗经器物考释》（台北文津出版社，二○○一年），如阎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二○○四年）。当然它不仅仅是“回到传统”，当然它有着学者所赋予的“现代性”。以新兴学科与古老学科打通的方式，而为后者灌注新的活力，可以说是当今名物研究者的共识，只是由于专业不同，入手的角度、研究的具体对象各有不同而已。

叶秀山《关于“文物”之哲思——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感》（以下简称《有感》）一文，有几段话说得很好：

文物为文化之“物”，人文之“物”。“物”本来就是物，为什么还要饰以“文”？我们看到的那些品类繁多的陶器、瓷器，虽有不少精美的花饰，但相当一部分还都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像壶、罐、盘等等，此时“物”前之“文”，当不指那器皿本身上的花纹装饰。那么它们“文”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在“用”它们了，反倒由普通的“物”，转化成为“文物”？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和“后现代”派相反的一种思路，即不是把一切的“文献”作“文物”看，而是将一切的“文物”都作“文献”看，即随着时光之流逝，此类物品之实质性、物质性功能以及由之而来的装饰性功能隐去，而其精神性、文化性功能则显现出来，故而“物”成了“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