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公共化超越后威权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编委在即将于十月四、五日举办的“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中，以十五年来作为台湾学术界惟一跨学科的左翼批判性学术期刊的点滴知识积累，以及一贯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对今日之困局提出看法。此篇短文即是以编委会讨论定稿，并决议以编委会名义发表之同名论文的摘要版（全文请至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index.htm）。希望透过对当前情势的分析，召唤公众进行广泛讨论，为台湾社会找出一个能兼顾区域的和平、民主、多元与正义四大目标的进步替代方案。

陷入危机中的四个普世价值今日台湾，贫富差距撕裂、人民痛苦指数窜升、海峡战云不散、统独魔咒未解、整体社会没有方向、一般大众深感无力──然而蓝绿犹酣醉于夺权恶斗中。环绕这个大困局的街谈巷议、扣应投书，几乎无处不闻，但由于缺乏适当的语言表述，反落入这个困局的窠臼语言，即蓝绿恶斗语言。蓝与绿表面喧嚣对立，案下同流，共同对立于烦恼窘促、欲振乏力的一般大众。细审这个急迫的困局，我们发现有四个极关键的普世价值正处在深刻危机中，分别是：社会正义、政治公共化、认同平等与两岸和平。困局既成，当前的目标惟有深寻困局之源并积极超越克服。今日之境，二○○○年上台的新政权必须负大责任，这是政党责任政治当然之义。但新政权并非历史之偶然，它是半世纪台湾以及区域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要打破今日困局，我们需把新政权摆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反对论述与威权结构下。

反民主的“民主完成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党外”以来，这个论述的核心就是“以民主的本土反抗威权的国民党外来政权”。二○○○年三月“政党轮替”后，这个民主化运动产生了一个“民主完成论”的总结共识：外来政权既已下台，民主终于达成则不再是问题。这个共识暴露了党外反对论述的一个秘密：民主化附生于本土化，本身并不构成独立议题，甚至并无独立价值可言。

这个“民主完成论”其实是民主的欢送会。作为此共识的主动传播者与被动承受者的新政权，其实既是受益者──借此将自身权利正当化，同时也是受害者──使它在自满于民主已达成的幻觉中，陡然丧失理想（试想社运在新政权下的被离弃与无奈）。作为一种霸权论述的“民主完成论”常使大众彷徨无地：一方面，不是媒体、政客与学者都说我们已脱威权入民主了吗？但另一方面，举目所及的社会实景却是混乱虚空、实质不公。在“民主”的巨幅看板下，民众人语嘈杂身影凌乱面目依稀。

“省籍路径民主化”的代价问题的根源出在台湾独特的“省籍路径民主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党外运动伊始，这三十年间，本土民主化运动走了一条捷径，通过省籍身份进行民众动员，取旧政权而代之，而非选择一个较困难、较缓慢、以公民为主体、以公共论述为过程的公共学习与“启蒙”路径。选择“省籍路径”当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有其特定成就，应同情理解，但不应妨碍我们对其巨大代价进行反思。这个代价即是长期以来台湾社会蔫弱幼稚的政治公共化。公民主体与公共领域既不张，政治必然仅余权谋恶斗，只能攀附省籍与国族认同轴线，螺旋以降，不知所底。虽曰两党，政治依然不改其私，是永不兼容的敌人（此即族类）之间的厮杀啃咬，于其下，理辩、群议、合作，甚至连意识形态的左右政治斗争都不可能。警总不再、强人不再，这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重大成就，但尚不足以引领出政治公共化这一民主的惟一试金石。

后威权之前的三个威权时期今日的情境只能如实定位为后威权。它不是威权时期的对立，更非超越，要具体地理解它，就必须将它上连到这个岛屿的威权结构史，清楚地标定它和之前诸威权时期的种种断裂与连续。后威权之前有古典威权时期（蒋介石）、改革威权时期（蒋经国）与民粹威权时期（李登辉），如果我们用社会正义、两岸和平、政治公共化、认同平等这四种价值来厘清后威权和之前三时期之间关系的话，后威权情境不但不是一个相对进步，反而在某些关键方面展现严重退步。篇幅所限，容我们粗糙地说，后威权时期既因袭威权时期诸种落后反动，也同时紧缩或放弃了威权时期的少数相对进步质素。历史需要辩证地看，纵使恶魔也非全错。在蒋介石的古典威权时期以及蒋经国的改革威权时期，政治相对于私人资本有自主性、国家对经济发展有主导位置与能力，而国家的施政（例如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劳基法），动机不论，至少有维系基础社会公平正义的效果。再就两岸和平而言，反共包袱沉重的蒋经国政权也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企图跳出冷战结构，逐渐解冻对峙多年的两岸敌对关系，一时之间似乎有望开启两岸以及区域和平。一九九三年成形的民粹威权体制再度动员国族区分、紧绷两岸关系、压制社会自主运动、积极倾向资本，政治吊诡地以人民之名重新私化，但即使如此，动机不论，此一体制也提出了全民健保这一攸关社会正义的重大贡献。

后威权的退步性以此观之，二○○○年三月政党轮替后的新政权其实并不新，它承续之前不同阶段威权体制的国族主义排他政治、以民粹压缩公共领域、使两岸危机常态化。它也新，但却是新在毁弃掉一些相对进步的价值与制度。这三年来，我们看到国家的财税与发展政策更无遮拦地剥穷资富，资本巨室餍饱于各种优惠减免，升斗之民反倒肩挑赋税重担。教育被权者论述为私人投资，甚至连民粹威权时期建立的全民健保也在“健保改革”的雅称中一再缩水。后威权的惟一正面成就是强人政治隐没于地平线下，但它实质意义的多寡仍然留待未来界定，而界定的标准，容我们再说一次，是社会正义、政治公共化、认同平等与两岸和平。如果没有进步的实质内容，后威权下的大众甚有可能难以拒绝威权诱惑，逆向终结后威权。近来，“经国先生”的形象不断被召唤出来，或可作此理解。

两岸人民关系要超越与克服后威权情境的价值虚空、实质不公以及可能的威权复辟，我们必须在省籍路径民主化的消极性成就下，积极民主化与公共化。公共化（也就是广大公众持续且深入的论述行动干预）是缓慢的学习与斗争过程，但也惟有依赖它，我们才能超越后威权蓝绿恶斗的泥淖，为台湾社会注入源头活水并找到新方向。但这个公共重建工作有一关键之结必须打开，那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我们的论点很简单：岛内的民主在某种关键意义上是两岸人民关系的延伸。这是因为，如果台湾社会始终因一“外在敌人”之故，将民气维持在一个动员预备状态，那么威权政治就将始终如影随形。在民粹语境下，公共性的政治是无法开出的，而任何有关社会正义或两岸和平的公议也都会被掉包为统独认同之争。

民主左派的四大目标“迈向公共化、超越后威权”是一个涵括两岸人民真正大和解、政治公共化、多种身份认同平等与社会正义这四大目标的民主左派计划。提出民主，是为了强调我们拒绝各种威权的诱惑，相信并支持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力与制度；强调左派，是表示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与歧视，挑战市场神话、形式民主与各种文化霸权，追求社会正义、个性解放与开创历史。在蓝绿主流政治正合手绘制台湾的政治地图，垄断、窒息台湾的民主想像能力的今天，我们这个民主左派计划，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庸俗无谓夸张扭曲兼灰幕的主流政治的反命题。民主左派绝不是蓝绿主流政治的对立，而是他们那种政治的超越与克服；不是要与他们争权，而是要废除这样的争权；不是要和他们争夺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形成论述支持人民并转化人民。我们呼吁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有对这些目标仍抱持信念的群体与个人，走出沮丧无力，学习扮演我们的公共角色，公共地论述正义、平等、多元与自由等价值在此时此地的落实，超越后威权，共创新历史。而这才将是台湾民主化经验得以真正贡献于人类文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