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真

一年前的一个寒冷冬日，得知熊秉明先生离去。转瞬间，一年过去了。

我情愿把熊先生的离世看作“远行”，他离开这个动荡的物质世界远行；我也情愿把熊先生的离世看作为“回归”（“远行与回归”是一九九九年熊先生在国内举办的一次艺术展的题名），他向着那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回归。我情愿相信：此世的死就是彼世的生的开始，即生者的死向着死者之生的回归。

认识熊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那年我在巴黎学习，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学生”。很偶然地认识了熊先生的公子。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过这件事。我们是在巴黎南部大学城见面的，碰巧我也住在熊先生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提到过的荷兰楼。此后，我曾去过熊先生南郊蒙特利尔小道住所几次，好像熊先生也来过大学城两次。我一九八二年底回国，不久后在北大见过面，熊先生以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来中国商谈合作事宜。九十年代以后，我多次去法国，每次我都要去拜访熊先生，直到最后一次，那是二○○二年的八月。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熊先生当作可信赖的长辈，可敬可亲的老师。但这好像又不是全部，因为，我更经常感觉到熊先生是一位可以从精神上理解和温暖“异者”的朋友，他的朋友(更多的是尊崇他的“学生”们)年龄、国籍、职业等都与他非常不同，但都会从他那里得到可贵的帮助。我和许多认识熊先生的朋友在得知他的离去后，都有同样的想法：又少了一位“可以与之诉说”的朋友，失去了一位“能够懂得自己”的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