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勇

SARS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激荡了大半个中国，并向东南亚、北美等地进行全球性扩散，所到之处，莫不风声鹤唳。人类在一场疾病面前竟然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孱弱无力，这对现代性高度发展（尤其是科技神话的一再张扬）的文明世界来说，不啻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但不管是在目前还是未来的情境中，玩味这种意义毫无任何理论价值，因为事态的进展，早已经突破了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保护性屏障，我们不得不在实在界直面SARS。因此，针对SARS本身进行一些现代性病理学的分析和诊断，进而思考疗救的方案，是更为理智和负责的。

不管人们将SARS比作是新的鼠疫还是切尔诺贝利，仅仅只能作为一种深刻而普遍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之心理表征，而决不能说明SARS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性质。虽然SARS具有某种后现代性色彩，如对权威的冲击，平面化和狂欢化的扩散趋向，对整体世界政治地图的区域性割裂，与个体化生命和琐碎化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说，我还是将SARS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炎症（inflammation of modernity），即它是现代性问题及其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的一次集中而猛烈的爆发状态，远远超出了医学上的病症指认意义，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其现实、深远的启悟作用。从SARS所造成的整体内在性影响--既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广泛的威胁，也直接冲击了现代性社会的每一层面--来看，我们有必要以一个整体性的视阈来考察SARS症候背后的病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