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美国学者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写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第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们经常满怀感激地提到SFI。SM即圣菲研究所(Santa h lnstitute)(读者可参阅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为了讲清楚我的感受，需要把话题稍稍扯远一点。

写出《两种文化》以后，斯诺(C．P.Snow)在1963年再谈两种文化时，已经敏感地预见“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第三种文化”。他说：“谈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现在确信它将到来。当它来的时候，一些交流的困难将最终被软化，因为这一文化为了能发挥作用必须要说科学术语。”

从1963年到今天，过去了四十年，斯诺的预见得到了相当可喜的证实，一大批为了沟通两种文化交流的作品相继涌现。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时间简史》，霍兰(J．U，Holland)的《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道金斯(Richar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伊甸园之河》、《解析彩虹》，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的《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哈肯(Herman Hak-en)的《协同学》，普里高津(1lya Prigogine)的《从混沌到有序》、《探索复杂性》、《确定性的终结》……等等。在这些精彩无比的书中，作者试图与公众交流，而且也互相交流他们对科学进展的看法，并力图使艰深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公众所理解。

正是在这样一种势态下，布罗克曼于1995年写了《第三种文化》一书，宜称第三种文化"iE在浮现”。布罗克曼写道：“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引入了崭新的文化研讨模式，重新界定了美国重要的思想领域的卓越人物。